鄉村校長談城鄉教育鴻溝：縣城離北京相差50年
這些鄉村學校最好的學生，往往只能考上省會的大學。校長們感慨“好像怎么做都趕不上外邊”。人民大會堂里，一位老師緊張得手腳不知道放哪里，另一位校長發言的聲音都在發抖。
他們羨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羨慕這里的學生不是留守兒童，能開家長會。
得知自己有機會到北京參加活動的時候，廣西大化縣江南鄉嘗梅小學的鄉村教師盧有英激動得“話都講不出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縣城買了兩套新衣服、一雙涼鞋和一個斜挎包，換下身上“二叁十塊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說，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丟臉，北京人不像我們那樣隨便。”他腼腆地笑著說。
盧有英參加的是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小學校長論壇。在北京的一周時間里，他和54位來自貴州、云南、四川等地國家級貧困縣的鄉村小學校長一起，接受了有關學校管理的培訓，游玩了故宮，還參觀了北大、清華。
甚至，他們還有機會坐進人民大會堂，在會議室的主席台上講講話。
“我們希望讓這些來自基層的鄉村老師到人民大會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訴社會各界，大家該做些什么，去縮短城鄉教育的差距。” 來自項目主辦方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官員李昊說，這是國內首次舉辦以鄉村校長為主角的論壇。
不過，對于盧有英而言，一個更加直接的收獲是：這一趟行程中，44歲的他第一次有機會坐上火車，也第一次有機會來到比省會南寧更加遙遠的地方。
我們村離縣城至少差20年，縣城離北京又差50年
在到達北京的當天，盧有英就發現，這是個和自己家鄉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給自己學生的電話中，他只能不斷重復這個簡短的句子。
過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山深處的那所學校里度過。校園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別人捐贈的兩層小樓，樓上的學生一跺腳，樓板就嘎吱嘎吱地響。而現在，寬敞的街道、披著玻璃幕牆的現代化高樓，几乎每個場景都讓他感到吃驚。
讓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動主辦方安排的一頓自助火鍋午餐。整頓飯的過程中，環形運輸帶上不斷回轉的肉片、蔬菜讓他目不暇接，他費了好大勁兒，也沒能記住各種復雜的、從沒吃過的菜品名稱。
“好像我們怎么做，都趕不上外邊這么好了。”吃過自助火鍋后，他不斷感慨。在他的學校里，几乎所有學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實上，孩子們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飯，只有家境好的學生，才舍得花5毛錢，給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位鄉村校長都遭遇了相似的沖擊。在“鳥巢”附近，几位校長走進了一家賣玩具的商鋪。他們發現，里頭所有的一切，包括坦克車，機器人，桌上智力游戲，都是村里孩子從沒碰過的。
一位校長看中了一架遙控車，正想拿起來看看。可一問價格，要1000多元，他伸出的手馬上縮了回去。
來自貴州赫章的校長郭昌舉因此嘆著氣感慨：“我們村離縣城至少差20年，縣城離北京又差了50年。”
這些校長大多數都沒來過北京，很多人几乎從沒離開過自己居住的縣城。即使是他們的學生，也很少有人有機會來到這里。過去几十年，這50多位鄉村校長所帶過的學生，只有一個人考進了清華大學，很多“最成器”的學生，通常也僅僅能夠考上省會里的大學。
至于盧有英，他的學校用紅漆在教學樓外牆上刷著“知識改變命運，文化改變人生”，可他最喜歡的一名學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學。
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在參觀北大、清華校園的時候，這些校長會顯得那么興致勃勃。一位校長在車上開玩笑說，自己“要幫學生們沾沾仙氣”；而盧有英也趕緊掏出了自己的相機，因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讓他“多拍些清華北大的相片帶回去”。
但沒走几步路，他們就碰了壁。因為無法出示証件，他們統統被保安攔在了學校門外。這些乘興而來的鄉村校長覺得有點失落，也有點不解：“我們都是教育系統的，為什么不讓我們進呢？”
最后，在一位志愿者的幫助下，他們才勉強走進了清華大學，至于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這些從貧困山區來的校長始終沒看見。
城里的學生們都“又白又胖”，農村的孩子卻又黑又瘦
除了四處參觀，他們最重要的行程，是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小學校長論壇”。不過，8月24日這一天，當盧有英坐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的會場時，他緊張得頭腦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腳該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專家、媒體負責人，以及大型企業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從不知道什么叫“論壇”，也沒見過這么大的會場。他對于開會唯一的印象，就是“關掉手機，不要講話”。
事實上，几乎每個參會的校長都露出了點緊張的神色。四川省普格縣校長劉日沙站上講台后，雙手一會兒背著，一會兒插袋。
“我第一次來到北京，站到人民大會堂之中，確實……”這位老校長頓了一下，“該怎么說呢？我比較激動，還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貴州赫章山區小學校長聶章林在台上一股腦背出了許多數據：孩子的每一頓飯要花多少錢，孩子上學時到底走了多少崎嶇的山路。
“我仔細算過，小學叁年級畢業時，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長征了，累都累得長不大！”聶章林加重了語氣，聲音卻有些顫抖。
這位校長在北京之行里吃驚地發現，這里的學生們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學生，都顯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為活動中唯一一名女校長，來自貴州赫章的姚廷琴發言時有些腼腆。因為時間限制，她只說了兩句話：“撤點并校之后，我們小學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們學前班的孩子怎么辦？他們不能寄宿，他們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們，怎么辦？”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問題”。“我們這次是帶著任務來的，是來反映問題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這樣說。不到一個月前，她剛因意外懷孕而做了人流手朮，但這次她依然不顧丈夫的反對，堅持趕來北京。
對絕大多數鄉村校長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有機會在眾人面前，說出自己的經歷和困難。
來自四川井溪鄉的校長余興友在開場白中說：“我在山區里做了36年校長。”台下，一片雷鳴般的掌聲讓他一下子不知道該說什么好，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停頓了几秒鐘之后，他才開始介紹學校的情況，講述他與其他老師怎么去尋找那些在上學路上失蹤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盧有英一直在點頭，事實上，几乎每個鄉村小學都面臨相似的問題。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滿腦子都在考慮，新學期即將開始，學校多了一個班級的新同學，卻怎么也騰不出一間新教室。
連坐在人民大會堂寬敞的會場的時候，這個鄉村教師依舊在默默盤算：“實在不行，只能讓兩個班級90多個孩子擠在一個教室了。”
城鄉之間的差距已經是現實，永遠無法改變。
在論壇舉辦前的兩天，一群鄉村校長曾經與北京崇文小學校長進行了一次交流。
來自北京的校長給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學的環境，家長們對學校的贊美，以及該校如何“用心、用情、用愛”做好學校的管理。
盧有英很認同這所小學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體的方法他卻沒法照搬。比方說，這所北京小學常常召開家長會，家長與老師可以溝通許多問題。但在盧有英的學校里，90%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家長們連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們也能請到家長，我們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樣了。”盧有英說。
在盧有英生活的瑤族村子里，年輕人越來越少，當年男女青年對唱山歌的場景早已不復存在。鄉村小學找不到的，不僅是家長，還有愿意教書的老師。
早在他讀初中的時候，盧有英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他曾經讀書的村小里，老師們總是來來往往，教學質量不穩定，“孩子們讀來讀去都是一年級”。這個年輕人那時就在心里感嘆：“如果是我來教書那該多好啊！”
1989年從縣城教師進修學院畢業后，盧有英如愿返回家鄉教書。當了16年代課老師，他通過自學考試，成功轉正。可在他任教的小學里，老師依舊稀缺。几乎每個學期都有老師離開，新學期到了，學校就一片忙亂，到處尋找代課老師。
“為什么你們都要往外邊跑呢？”他曾經這樣問一些年輕人，對方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做代課老師那800塊錢，我出去打工几天就掙到了。”
眼下，盧有英所在的小學共有6個年級，330名學生，卻僅有9位老師。新學期還沒正式到來，一位已經申請調走，另一位也正在打報告。
這次來北京的一群鄉村老師，几乎所有人都面臨著與盧有英相似的難題。坐在旅游大巴車上，校長們最常談論起的話題是怎樣分配人手。在這些學校里，師生比例普遍達到1∶30以上，老師和校長統統身兼多職。他們教書，做飯，當宿舍保安，也當孩子們的“爸爸媽媽”。
北京的論壇上，男主持人曾經走上台，動情地稱贊他們：“是你們讓我們看到，在貧困山區，是誰在支撐起這些校點，是誰在為孩子們守護未來。”
但在私底下，許多校長坦承，“自己已經不堪重負”。
“城鄉之間的差距已經是現實，永遠無法改變。”一位校長對記者說。
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讓盧有英心里犯愁的，還有自己的終身大事。作為家里的長子，他至今仍未成家。“我們看上的姑娘，別人可能又看不上我們。”盧有英說。
他始終不愿意離開村子，離開學校。他想象著，如果有一天能娶到一位村里的姑娘，他就在學校旁邊蓋一間自己的小屋。
不過，大多數時候，他沒有時間想這些。剛結束北京之行返回大山深處，學校的事務就扑面而來。在即將到來的新學期，他首先要做的是買一根旗杆。
在盧有英任教的學校里，已經很久沒舉行升旗儀式了。多年以前，他們曾用一根毛竹當旗杆，毛竹成天遭受暴晒和風雨，很快耗損倒下。在那之后，學校一直沒有擠出經費，添置一根正兒八經的旗杆。
在北京的時候，因為行程安排太緊，主辦方臨時決定取消觀看升旗儀式的活動，這成了他北京之行最大的遺憾。“我想象，如果能看升旗，那一定是很自豪、很驕傲的事。”盧有英說。
而整個行程最讓他激動的經歷，是他抽時間坐公交車去看了一眼盧溝橋。當時，這位中年男人几乎要流下眼淚：“石獅子、宛平城、永定河，我全看到了！”
在此之前，和他山里的那些學生一樣，這些課本上的內容，只能不斷出現在這位鄉村老師的想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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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城鄉教育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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