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95年：已成為一個永恒的符號
曼德拉曾一次又一次被人宣布“生命終結”——自然生命，以及政治生命，甚至在1962年差點被南非白人當局真的判處死刑，但一次又一次“死裏逃生”，令人無不嘆服其生命力之旺盛。此時此刻，或許正是盤點其生命力的最佳時機。自然生命：94載春秋
納爾遜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於開普省特蘭斯凱黑人領地庫魯鎮的一個“騰布王國”王室，當然，這個黑人“王國”早已徒具空名。他的父親早年死於肺結核，16歲時，他入讀克里斯伯里寄宿學校，3年的學業他僅用兩年就優異畢業，不久他轉校到希爾斯頓，並以熱衷拳擊和體育著稱。未幾他就讀於哈爾堡大學，在此期間因參與學生運動被除名，後來他通過函授，獲得了英國的法律學文憑，並獲得了律師執照。
由於反抗包辦婚姻，他放棄繼承權逃到約翰內斯堡，幾經周折，得到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機會，並借機完成了學業，不久他進入威爾沃特斯蘭德大學深造法律，並開始參加反種族隔離活動。
曼德拉在此期間開始閱讀甘地作品，並深受其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感染，1948年，南非國民黨上台，開始強化種族隔離制度，曼德拉開始成為“非國大”活躍分子反抗種族隔離，並開設免費或低收費法律事務所，專為黑人服務。
1956年12月5日，他和另外150人被控“叛國”而遭逮捕，馬拉松式的審判一直拖到1961年，所有被告都被無罪開釋。
1961年，他被選為非國大武裝“我們的矛”總司令，雖然他主張非暴力，但仍積極履行自己職責，開始組織針對白人政權的破壞活動，並安排遊擊隊員出國培訓；因為這段經歷，他被美國定性為“恐怖分子”，被限制入境，這項荒謬的禁令直到2008年7月才剛剛解除，此前即使貴為總統，他也只能進入紐約的一小塊地區——聯合國總部範圍。
1962年8月5日，據稱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通風報信，正從事地下活動的曼德拉被捕，起先被判刑5年，後來卻被以“叛國”和“非法入侵”罪名起訴，試圖致他於死地。在那個腥風血雨的氛圍裏，甚至許多曼德拉的親人、戰友和同情者也認為，他的生命將在54歲之際畫上句號，成為又一位被志同道合者緬懷的反種族隔離烈士。
然而曼德拉的堅定信念、法律知識和好運讓他起死回生：那年7月25日，也即被捕前兩周，嗅到危險氣息的曼德拉在深夜將一把手槍、200發子彈，一些和“我們的矛”組織、綱領有關的文件，和一件軍服，深埋在約翰內斯堡郊區，被作為“我們的矛”地下司令部的利利斯里夫農場、離廚房約50步的地下。手槍和軍服，都是其在埃塞俄比亞接受軍訓時，當地軍官贈送的禮物，倘這些被聞訊趕來的南非警察尋獲，他們就會如獲至寶地以此為“武裝叛亂”的鐵證，把曼德拉和所有被捕同伴控以叛國罪和“非法入侵罪”，並置之死地。
曼德拉本人是法律科班出身，諳熟南非司法體系，在好友喬治。比佐斯等的幫助下為自己做了成功的辯護。在辯護中，他理直氣壯地承認組織了武裝鬥爭，但指出這是黑人長期非暴力鬥爭毫無結果、卻反遭沙佩維爾大屠殺那樣殘酷對待後不得已的抗爭，“因為南非共和國已取締非國大，不進行武裝鬥爭我們只能放棄抵抗”，在最後，他闡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個黑人與白人平等和睦相處的新社會，贏得了廣泛的同情。
1962年，死裏逃生的曼德拉被送到與世隔絕的羅本島石灰礦服苦役。在那裏他被關在7平方英尺的單人囚室，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當時不論支持或反對他的許多人都認為，羅本島條件惡劣，曼德拉自知前途渺茫，身心勢必受到極大摧殘和打擊，或許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在島上與草木同朽，被世人悄悄地遺忘。
然而曼德拉再次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他積極、樂觀，雖已過不惑之年，卻仍熱衷於鍛煉身體，組織囚犯足球隊、拳擊隊，跑步，每天做俯臥撐，還通過反復鬥爭，爭取到在監獄院中種菜的權利。在羅本島期間，他努力彌合不同政見、不同派系獄友的關系，協調矛盾，求同存異，甚至抽空完成了其唯一一個大學畢業文憑的進修(倫敦大學函授法學學士學位，學生時代他因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而未能獲得學位)。在飲食匱乏的囚徒生涯中，他仍執著地堅持養生之道，對彌足珍貴的飲食仍然采取節制態度。甚至，他還有閑情逸致在鐵窗中給女兒澤妮寫信，提醒貴為斯威士蘭王妃的後者“吃雞不要吃皮，以免攝入過多脂肪，影響健康和形體”。對其他獄友的健康他也十分關心，經常拖著比他年輕得多、身體卻差得多的戰友參加各種鍛煉。
從1964年到1982年，曼德拉的“羅本島生命”長達18年。1982年，他被轉移到開普敦波爾斯穆爾監獄。此時他已過古稀之年，身患肺結核等多種疾病，“病重”甚至“病危”的信息不斷傳出，以至於1984年5月，他的妻子溫妮。曼德拉被允許“接觸性探視”時，還以為曼德拉健康出了大問題。然而曼德拉在與妻子久別重逢後，僅僅用一句“這是我21年來第一次觸到妻子的手”，來概括這21年漫長而艱辛的生命歷程。
1990年2月，在一年前接替中風辭職的頑固派白人總統博塔上台的德克勒克順應歷史潮流，釋放了曼德拉，他的“自由生命”自這年2月11日再度延續。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當選“新南非”的第一任總統，並成為這個國家歷史上首位有色人種總統，此時的他年事已高，國務倥傯，卻仍然堅持有規律的生活，攝入低卡路里飲食，和力所能及的體育鍛煉，1999年6月14日，任滿一屆的他履行諾言，功成身退，自此過起了漫長的退休生涯。
家人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在這方面，曼德拉卻是百味叢雜，甘苦自知。
他有過三次婚姻，6個兒女，但由於長期的地下鬥爭和牢獄之災，盡管他十分在意親情，卻在這方面飽嘗痛苦。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夫林和她生了2兒1女，感情本來甚篤，但曼德拉長期置身於反種族隔離鬥爭，讓渴望正常家庭生活的伊夫林忍無可忍，最終逼迫曼德拉在“妻子”和“非國大”間二選一，曼德拉最終選擇了後者；他第二任妻子溫妮和他結婚當天，他就被法庭帶走，溫妮一面承擔起照顧兩個女兒的重任，一面勇敢地站出來，以曼德拉代言人的身份和種族主義鬥爭，贏得了“溫妮母親”的尊稱。然而曼德拉獲釋以後，溫妮由於長期獨局造成的心理陰影，使得她無法適應家庭生活，她開始酗酒，宣揚暴力，在她身邊集聚了許多偏激的少年，他們制造了許多惡性事件，令曼德拉和非國大的聲譽大受影響，甚至傳出她和年輕助手的緋聞，1996年，曼德拉不得不與溫妮離婚，2003年，溫妮以盜竊、欺詐等68項罪名被控有罪，判處入獄5年，緩刑一年。也許是年老多情，也許是飽經滄桑，退休後的曼德拉選擇了寬容，在談到溫妮時總會說“我的朋友”。
更讓他飽受打擊的也許是兒女們的命運。伊夫林所生的2兒2女，大女兒在9個月時病死，大兒子馬蒂巴。桑貝吉勒於1969年、他在羅本島入獄時因車禍喪生，二兒子馬克賈托2005年1月死於艾滋病。由於長期的牢獄生活，他沒有時間照顧和關心子女，馬克賈托雖被他寄予厚望，卻因長期隔絕而感情漸漸疏遠，甚至寫不出給父親的回信，他因承受父親過多寄望而壓力巨大，學習成績一直平平，作為一個平庸的律師和生意人默默渡過一生，正因為疏於關懷的內疚，馬克賈托彌留之際，退休的曼德拉一直守候在病床前。
值得他欣慰的是三個女兒都學有所成。伊夫林所生的次女梅基擁有人類學博士學位，曾在商界叱咤風雲，目前是著名的女權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一直致力於種族平等，被認為頗有乃父之風；溫妮的兩個女兒，澤妮嫁給了斯威士蘭王國王子，由於身份特殊，是曼德拉27年牢獄期間見到最多的子女，父女感情甚篤，然而令她痛苦的是，盡管她十分同情和理解父親，卻不能與父親並肩奮鬥，因為她不僅僅是曼德拉的女兒，更是斯威士蘭的王妃。澤妮性格剛強，對母親溫妮同樣忠心耿耿；三女津吉才華橫溢，少女時代就能寫出漂亮的詩寄給獄中父親，1985年，25歲的她作為父親的代言人，在索維托加布蘭尼體育館當著數千人的面，朗誦了父親拒絕白人當局“有條件釋放”的聲明，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人物，當曼德拉和溫妮離婚後，津吉曾作為“第一夫人代理”陪同曼德拉出訪。
曼德拉的兒子死於艾滋病，除此以外他還有另外3名親人死於同樣原因。悲痛欲絕的曼德拉勇敢地承認了親人的死因，並大聲疾呼“不要歧視艾滋病人”、“親近他們，愛他們”，成為卓有成效的反艾滋病活動家。在當時的南非，艾滋病人還為社會所歧視，政治家的親屬即使患有此病也秘而不宣，曼德拉的勇敢鼓舞了其他在職政治家，此後多名政治家均相繼效仿，並投入到反艾滋活動中。2008年6月27日，曼德拉90大壽前，還特意組織了一次演唱會，為防治艾滋病募集資金。或許在暮年的他看來，延續他人的生命，就是用另一種方式延續自己的生命。
如他本人所言，退休後的曼德拉最喜歡的就是過生日，他曾說“退休就意味著終於可以過生日了”，他的許多生日都過得頗不尋常：85歲生日上，他和前妻溫妮一笑泯恩仇；89歲生日，“國際長者會”成立；90歲生日，盛大的“曼德拉祝壽音樂會”和慈善晚宴在倫敦舉辦，不但再次吸引了全球輿論矚目，也成功為艾滋病防治募集了大筆資金，值得一提的是，音樂會一共售出46664張門票，這恰是他27年海島牢獄生涯的囚號。退休後的曼德拉深居簡出，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讓人們感受到他樂觀、頑強的自然生命力，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無聲地反駁了“曼德拉已故”的傳言——他在2003年和2007年1月，曾分別被CNN和某白人右翼組織宣稱“已經病故”。
7月18日近在咫尺，不知彌留之際的曼德拉，能否迎來其人生第95個他最喜歡的生日？
政治生命：神秘的67年
南非官方曾用一種獨特的形式，將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法定”為67年。
2009年11月11日，第64屆聯大通過決議，將曼德拉生日——7月18日定為“曼德拉日”，以表彰曼德拉為“和平與自由”所作的貢獻，2010年曼德拉92歲誕辰，成為第一個“曼德拉日”，一個人的自然生命符號，就此和政治、歷史戲劇性交織。
也就在這第一個曼德拉日上，南非總統祖瑪號召人們用67分鐘參加義務勞動，以紀念曼德拉投身反種族隔離鬥爭67周年。
2011年，第二個曼德拉日，“67分鐘”由“南非標準”變成“國際標準”，呼籲“67分鐘義務勞動”的變成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而曼德拉本人的側面輪廓像也被畫在南非航空公司全部58架客機的登機門和座位枕頭上，飛到全球各個角落。
按照南非當地記者的解釋，“67年”，是從曼德拉少年時代第一次參加學生運動算起，一直到2009年，他在非國大因內部分裂而面臨大選嚴峻考驗之際果斷挺身而出，在關鍵時刻穩定選情，幫助非國大涉險過關為止，在那之後，曼德拉再未出現在政治場合。
但也有人對此持有異議。他們指出，曼德拉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010年7月，南非世界杯決賽現場，那一刻對於他、對於南非、對於全世界，都絕不僅僅是個體育符號。
即便反對曼德拉的人也承認，曼德拉有感染力、號召力和頑強的鬥志，在漫長的67年政治生命中，他不畏挫折，不受威逼利誘，執著地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奮鬥目標。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已存在了漫長的3個世紀，且南非歷史上從未有過統一的、多種族平等相待的國家，他的政治目標曾被認為迂闊而不切實際，不同色彩和諧共處的“彩虹國”，仿佛註定只能存在於幻想中。誰又能想到，他和同時代無數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種中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頑強奮鬥，竟真的能讓“彩虹國”從天上降臨人間？
一些對曼德拉持批評態度的人指出，曼德拉曾左傾、激進、暴力，主張武裝鬥爭，他放棄武裝奪權，轉而強調“和平與自由”，則是在27年漫長牢獄生涯之際和之後，“是不能也，非不為也”。親手下令釋放他，並和他合作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1993年和他同獲諾貝爾獎，次年又稱為南非副總統，和曼德拉共事，他們雖配合默契，卻始終不能成為朋友，正如德克勒克所言，即便曼德拉聲名如日中天，他也堅持認為，這位晚年的搭檔“有暴力主張和傾向”。
這並非不是事實，曼德拉本人也從未諱言於此。但正如他在當年法庭辯論中所言，當年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暴力和重壓，讓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別無出路。據喀麥隆《新思想報》回憶，1996年7月曼德拉途經喀麥隆首都雅溫得去倫敦訪問，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麥隆國會發表演說，演說中，他回顧了當年領導“我們的矛”進行武裝鬥爭的歷史，指出自己在策劃武裝鬥爭階段，閱讀了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書籍，並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亞抗擊意大利，和喀麥隆、阿爾及利亞武裝鬥爭獲得獨立的歷史，並特別強調曾受到喀麥隆獨立運動時武裝鬥爭的組織“喀麥隆人民聯盟(UPC)”啟發。從50年代末肯尼亞的“茅茅運動”起，至延續最久的納米比亞獨立鬥爭止，通過流血手段謀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獨立，就始終是黑非洲獨立運動的兩個主旋律之一，身為泛非主義忠實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領導的泛非主義組織——非國大，當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許多獨立運動領袖，及曼德拉的許多戰友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在不斷成熟、成長中與時俱進的。當他的戰友們還將南非國家本身視作種族主義統治工具，將鬥爭目標定位為建設“沒有白人的黑人家園”，甚至在觀看電視橄欖球賽時為南非對手加油之際，他卻開始萌生“彩虹國”理念，為南非隊加油(盡管隊中每個隊員都是白人)。並將南非稱為“我們的國家”；當與世隔絕20多年的他神奇地感覺到，時代變了，打破種族隔離藩籬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犧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時，他便竭力說服獄中同伴，幫助非國大和反種族隔離運動向謀求“和平與自由”的道路轉型，並最終修成正果。
一些觀察家認為，曼德拉在獄中長達27年，錯過了南非反種族隔離鬥爭最激烈、最關鍵的運動階段；他當選總統時已77歲高齡，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經驗，未能讓原本號稱“非洲唯一工業化國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經濟光環，甚至最引以為豪的“彩虹國”理念和種族平等，也因“新南非”不斷發生黑人與白人、本土黑人與移民黑人間的沖突，而蒙上許多陰影。在他們看來，從這些事實可以推斷，曼德拉的政治生命並非十全十美，很多時候他僅僅是一個象征和符號，而非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政治人物。
的確，在曼德拉入獄前，他領導的反種族運動聲勢不大，成效不高，此後又長期身陷囹圄，幾乎與世隔絕。但正是漫長的牢獄生涯，令他有機會將原本四分五裂、見解分歧嚴重的非國大和反種族隔離陣營協調、統一，為了共同目標攜手奮鬥，也正是在這貌似與世隔絕、無所作為的27年裏，他、非國大，乃至整個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的政治生命都煥然一新，從一個主張武裝鬥爭、暴力奪權，對南非國家認同模糊混沌的解放組織，升華為一個主張建設各種族和諧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為世人普遍認同、同情和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僅此一條，就足以為其政治生命，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毋庸諱言，曼德拉的5年總統生涯，在治績上並無太多亮點，且1997年起他便著手安排接班和隱退，“過渡人物”的痕跡明顯。但人無完人，作為承前啟後的“新南非”締造者，能夠讓“彩虹國”在其有生之年拔地而起，更能在5年任滿後功成身退，和平實現民主的政權更叠，縱觀二戰後黑非洲獨立運動史，能做到的又有幾人？人的政治生命並非無限無止，每一位、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國”締造者，和新舊南非政治過渡引導者的角色，甚至在隱退11年後，還挺身而出，為非國大“保駕護航”，對其苛求並無道理，“新南非”今天的種種問題，應責成今天仍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南非政治家，而非已“政治謝幕”的曼德拉。
晚年的曼德拉仍在政壇偶露崢嶸。2007年，他發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組成的“國際長者會”，積極調停多起國際糾紛，並對南非和國際事務作出直言不諱的評論。但更多時候，他是沈默的，不在政治前台多亮相，甚至不願多接電話，他常說“請不要給一個退休老人打電話，如果需要我會打給您”。
不管曼德拉的自然生命能否延續到第95個年頭，其政治生命已永恒凝固在“67”這個數字上。
歷史生命：永遠的曼德拉
不管他本人願不願意，他的支持者和批評者作何感想，曼德拉都已成為一個永恒的符號。
自1982年起，非盟前身非統組織就定期呼籲釋放曼德拉，當曼德拉終於獲釋後，又立即成為泛非運動的一面“活旗幟”。幾十年來，無數非洲人憧憬著“非洲一體化”，在同一面非洲旗幟下，不同種族、民族的非洲人和諧相處，平等相待，從某種意義上，曼德拉的“彩虹國”是南非縮微版的泛非主義理想，而“非洲一體化”則是放大版的“彩虹國”。可以想見，在未來的日子裏，曼德拉和他的“彩虹國”理想，將繼續成為泛非運動的象征和號召，他的歷史生命在這一層面，將延續並永恒。
曼德拉是個體育迷，也是在體育世界身體力行，倡導種族平等的最著名人物。1994年，他最喜歡的服裝、被稱為“曼德拉微笑”的彩衫“馬迪巴”，作為重返國際體壇、第一次獲準參加世界杯足球賽的南非隊當作比賽服穿到美國世界杯賽場，令全世界為之振奮；1995年在他推動下，橄欖球世界杯在南非成功舉行，當南非隊最終奪冠時，他親自走下場地，和白人隊長皮爾納爾握手，被認為是歷史性的一幕。2010年南非世界杯閉幕式，年逾九旬的他出現在現場之際，整個世界都為之激動。如今的體育世界，“白與黑”的隔閡依然存在，足球看台上彌漫的猩猩叫聲、揮舞的香蕉，球場上個別球員挑釁性的法西斯敬禮，以及層出不窮的球場暴力、看台血案，一次又一次地揭示著一個殘酷的現實：曼德拉憧憬的、沒有暴力、沒有膚色之別和種族隔閡的體育場仍然遙遠，只要這樣的現實依舊，人們就難以忘懷“曼德拉的微笑”，他的歷史生命就會在賽場上延續。
1984年，英國樂隊“特別AKA”發行了第一張公開向曼德拉致敬的唱片“釋放曼德拉”；1990年，香港搖滾樂隊Beyond發行了至今膾炙人口、獻給曼德拉的歌曲《光輝歲月》；既是球星、又是著名搖滾歌手，本人因同系有色人種而曾遭歧視的荷蘭人路德。古力特，也曾為當時尚在獄中的曼德拉歌唱，並將曼德拉的名字刻在自己所獲得的“金球”上。歲月會流逝，世人會老去，但曼德拉的歷史生命，卻將在歌曲的傳頌聲中得到延續、獲得永恒。
1994年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倒台，和民選的南非新政府誕生，讓整個南非乾坤顛倒，原先享有特權的白人變成了弱勢，而原先被壓在最低層的黑人憑借壓倒性的選票當家作主，這原本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但正如許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雖然地覆天翻，南非卻依舊有“黑”有“白”，人們不論從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還是膚色，盡管原先的“白人優先”在南非某些領域(尤其政治領域)變成了黑人優先，盡管如今這些優先權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獲得的。
不僅如此，自種族隔離時代結束後，南非本國，以及許多國際社會人士都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國”建立而激動不已。但平等僅僅在政治層面上實現，而遠未落實到經濟層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國投資者抱怨南非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勞動效率和社會秩序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資變得無利可圖，另一方面，非國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對黑人和激進工會群體越來越強大的壓力，要求通過更強硬的手段，實現經濟資源的“平等分配”，讓黑人獲得和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地位。
很顯然，這一切離曼德拉理想中的“彩虹國”，還有相當大的反差，南非如此，整個黑非洲、整個世界，又何嘗不是如此？
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種族、宗教的不平等，還存在暴力、存在隔閡，曼德拉就會不斷被一代代後來人想起、提及，他的歷史生命就會永垂不朽。
如今曼德拉的4米雕像佇立在約翰內斯堡國會廣場，在約翰內斯堡的衛星城、“黑人之都”索維托，巨幅曼德拉畫像，和畫像下方他的名言：“讓黑人和白人成為兄弟，南非才能繁榮發展”。這一切都無聲地提醒人們，曼德拉還是活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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