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真實的“共妻”：以革命名義將少女公有化
過去的一些宣傳材料上時常指責：反動派汙蔑「共產共妻」。在筆者移居俄國後，才了解到共產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共妻」的現象。反共勢力說「共產共妻」，並非無中生有。十月革命的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權利可向革命機關申講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十個姑娘。俄國革命成功後的共產共妻
深入研究布爾什維克革命史的史學家指出：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了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僅限於搶掠財產和屠殺，這個革命還要全面破壞人類道德價值的所有準則，俄國十月革命時期踐踏性道德的行為比比皆是，兩性關系的基本規範蕩然無存。社會性關系的混亂是布爾什維克造成的。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伴隨著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直譯應為「社會化」，和俄文原文對應的英文詞是 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實有兩方面：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奸。一九九雩年第十期俄國《祖國》雜誌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這本雜誌指出，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到處都有集體參與的強奸事件。在蘇共和蘇聯的正式文件中，也許根本找不到關於性資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爾什維克有一個讓性全面解放的立場，性道德的淪喪源於黨的這個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發表的小冊子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並為這個鬥爭服務」（克朗黛：《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一九二零年）。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只倡導和完全滿足革命階級的性需求，把戀愛當作小資產階級的浪漫玩意兒，為無產階級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中、低層的革命者並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歷史學家緬古諾夫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奸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革命將革命者強暴女性合法化
一九一八年叁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一個命令，該命令也在大街上張貼：「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奸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它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強奸）了十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誌，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個十六至二十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誌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加蓋公章）許可證簽署人：總司令伊華謝夫
按照該城黨組織的決定，紅軍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個姑娘，她們全都年輕漂亮，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出身和在學女生。在城市公園的一次圍獵行動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個姑娘當場就被強奸，有二十五個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什維克占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奸，無一幸免。有一些女孩後來被釋放，如紅色刑警隊頭頭強奸了一個女孩，然後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紅軍退卻的時候被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還有一些女孩的命運很悲慘，她們被折磨後被殺害，屍體扔進河裏。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十二個晝夜被紅軍輪奸，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終被槍殺。
當時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在一九二零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 革命者的私生活。沙樂金強調說：我認識的一位大夫告訴我他的見聞。一個男生讓這位大夫看病，把叁百盧布放在桌上作為看病費用。大夫問哪來的錢，男生很平靜地回答：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個女孩又都另有情人，這樣的情人都是「委員」──當時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稱呼。聖彼得堡一個「分配中心」（俄國內戰爭期間，收容流離失所的孩子的機構）。安排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百分之八十六點七的女孩已不是處女，她們都小於十六歲。
二戰後蘇聯才重新重視婚禮
筆者還了解到，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以後，取代舊王朝的蘇維埃政權不要結婚的禮儀。克朗黛們在那個時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廣他們的性觀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婚宴要延續數天，或一周，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禮還有一個不可少的程序：新婚的次日曬床單，以展示新娘的貞潔，顯然，婚禮是革命應當革去的東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結婚儀式在蘇聯才重新被重視，家庭的價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
值得一提的是，當今的俄國私生活準則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難有好工作，存在著好職業和上床相聯系的問題。性騷擾到處都有，區別在於，俄國從不處理性騷擾案。於是，有的漂亮姑娘寧願選擇地下色情業，同樣上床，收入可不一樣。權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權畫等號，也是「 娼盛 」的原因之一。人們不免會有這樣的聯想：私生活規範不明確，以及權力幾乎等於性特權的現象，除了社會失序這個導因之外，是不是和布爾什維克的老傳統也有內在的聯系？
"共產共妻"謠言的源頭：蘇俄"共妻令"事件
1918年，蘇聯一個布匹店小老板偽造了一份“共妻法令”，並將之付諸實踐。這位冒險家死後，“共妻令”並沒有隨著法庭的審判而結束，反而成為“共產共妻”謠言的源頭。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報道裏，蘇聯“共妻”說曾持續多年。對於這一敏感而離奇的事件，蘇聯史學界觀點並不統一。一些蘇聯史學家要麽三緘其口，要麽只是一筆帶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星火》、《論據與事實》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後披露一個事實：在1918年，在許多地方報紙上，出現了一道偽造的 “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飯的好色之徒將這一法令當作護身符，並將其一直實踐到了1930年。
■ 冒險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亞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廈，正在進行的法庭審判已經進入尾聲。
庭審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編撰《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張貼，組織無政府主義者非法團體。該偽造“法令”由19段文字組成，通篇號召勞苦大眾爭取性享受的權力，在“法令”開篇這樣寫道：“所有絕色佳人皆成為資產階級的籠中鳥，嚴重擾亂了人類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續。”
這一真假難辨的法令頗具煽動性地宣告：從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宣布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
按照這份“法令”，男人將有權“享用”一名婦女，但每周不得超過三次，每次不超過三個小時。而要得到對這一“公共財物”的使用權，當事人必須事先加入“勞動家庭”，並領取工廠委員會、工會或地方蘇維埃辦理的會員資格證明。對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還給予一定照顧，允許原夫在規定次數之外親近原妻。而對那些拒絕將妻子充公的男子，剝奪其與其他女性發生親密關系的權利。
“法令”還規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財產一份子”的“勞動家庭”成員，必須從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屬於“勞動家庭”的男子，每個月則需交納100盧布的會費。管理部門將用這些工資扣除款及交納金設立一個“人民後代”基金，對公有婦女支付232盧布的補償金，對其中的懷孕婦女發放補貼，對她們所生子女進行撫養，讓孩兒們在“人民搖籃”長到17歲，失去勞動能力的婦女還可領到退休金。
■ 荒誕的實踐
法庭在司法調查過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經實踐了“法令”上的部分內容。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買下了一幢有三個房間的木屋，並將其命名為“社員愛宮”。他還為這所“宮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戶”，並把光顧者統稱為“家庭公社社員”。從“社員們”手上拿到會費後，赫瓦托夫便將錢款據為己有。有時候他也會親自光顧一下“愛宮”，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當然是完全免費的。
根據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員們每10個人睡在一個房間，男女社員各自單獨分開休息。在其中兩個十個床位房間中，分別隔出了一個可供兩人睡覺的小號(隔間)。在征得其他社員的同意後，一對男女就可以住進隔間，盡情享受性愛的歡愉。
“公社社員”的這些生活細節被傳開後，一群青年人便帶著他們女友紛紛要求加入這個“公社”。這下子“愛宮”亂了套，明顯處於少數的已婚婦女不幹了，倍受冷落的她們開始發出抗議，用帶來的板條拼命抽打地板。
■ “無罪釋放”
這真是是法學史上前所未聞的案件，受到了蘇維埃執法機關的高度重視。為將這一事件審理清楚，蘇俄黨政機關派骨幹介入了法庭審判和辯論。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劍術高強的前線老戰士，擔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審員，而辯護人一個是國家救濟人民委員科隆泰，另一位則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拉林。
作為公訴一方，政府派出了兩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維諾格拉茨卡婭，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醫”紮爾金德。他們在發言中反復強調，“工人階級從維護革命利益出發，有權幹涉自己成員的性生活。”在發言結束時，兩位控告人提議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責任：剝奪自由五年，關入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當莫基拉請辯護方發言時，女辯護人科隆泰輕盈地躍上了講臺。在長達40分鐘的發言中，她以精彩的語言捍衛她的“愛神”理論。她為被告辯護說，男女關系過於隨便，缺乏形式上的嚴格約束，導致時下人們舉止輕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揚的東西有了市場。
科隆泰強調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底層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淪喪，不會隨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自動消亡，還會多多少少遺留下痕跡，資產階級的沈渣陋習還會不時泛起。鑒於這種社會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對赫瓦托夫法外開恩，將其從法庭直接無罪釋放，但對於從好色的“公社社員”手中收到錢款，則應予以沒收，並上繳國庫。
發言結束，科隆泰剛一跳下講臺，全副武裝的紅軍戰士的警衛線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沖破。一群已婚婦女浩浩蕩蕩地闖入法庭，一同高聲叫喊： “暴君！褻瀆神靈！喪盡天良！”叫喊了一陣兒後，她們就開始亂扔臭雞蛋、爛土豆和死貓。挨砸的不僅有法官、控訴人和辯護人，而且還包括她們前來聲援的對象 --被告赫瓦托夫。
見法庭形勢完全失控，警衛人員立即叫來增援部隊。一輛裝甲車迅速趕到出事地點，一群荷槍實彈的水兵從上面跳了下來。眼看大勢不好，婦女們被嚇得作鳥獸散。
法院裏的局勢安定下來後，獨臂老戰士莫基拉與兩名士兵陪審員便進入另一間會議室，就法庭最後的裁決進行磋商。在反復商量了大約三個小時後，因科隆泰畢竟位高權重，他們最終采納了她的意見。結果法庭當場判決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證據不足，法庭當庭釋放。同時法庭責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愛宮”要立即交公，非法獲取的錢財必須上繳國庫。
盡管赫瓦托夫暗自慶幸得以獲釋，但他的平安日子沒過多久。就在獲釋的第二天，他被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殺死在自己的布店裏。殺了人之後，他們還到處張貼公告，稱這一謀殺是“復仇行動和正義的抗議”，原因是死者盜用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義，私自發布色情的《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嚴重玷汙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聲譽。
■ 傳播
冒險家赫瓦托夫死了，但偽造法令的故事並沒有完結，而是恰恰相反。這個荒唐的法令出籠後，就以閃電的速度在俄國大地廣泛傳播、蔓延。到 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報紙大量轉載。有的把它當作一個吸引讀者眼球的怪異噱頭，有的則是為了詆毀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名譽，進而給蘇維埃政權抹黑。要知道當時的情況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建立了統一戰線，並在各個層面參與了蘇維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處泛濫，新政權卻沒有及時控制這股勢頭。假法令在傳播過程中還以訛傳訛，各式各樣的新版本不斷出現。如在維亞特卡邊區(基洛夫州)，右翼社會革命黨人維諾格拉多夫從《烏法生活報》摘錄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將其進行添油加醋地修改，並以《不朽的文件》為標題，再度登載在《維亞特卡邊區報》上。
在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白衛軍也慣於拿偽造法令當武器。為把群眾煽動起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白衛軍也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發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衛軍頭目高爾察克被捕時，在他軍服的口袋也發現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傳播與消亡
赫瓦托夫的“傑作”及部分實踐，不僅在蘇俄國內家喻戶曉，而且還“名揚海外”。
1918年夏天，美國和歐洲各大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禁止組建家庭，布爾什維克共妻”、“蘇維埃實行群婚”、“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布爾什維克使俄國文明走向荒蕪”等等。這些文章見諸報端後，讓許多西方人對蘇聯留下了強烈的不良印象，認為布爾什維克破壞婚姻和家庭，將女性社會化。
英國著名作家赫伯特·威爾斯也聽說了這一奇事。1920年，他專程從倫敦來到莫斯科，與列寧交談了三個小時，想弄清俄共(布)領導是否真的頒布了《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是否準備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實施。列寧解釋道，蘇維埃政權的中央機關與該“法令”毫無幹系。威爾斯在《陰霾籠罩的俄國》一書中描寫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間，蘇聯社會開始轉向禁欲主義，社會生活規範十分嚴肅。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男女曖昧關系又被極度政治化。在報紙和雜誌的扉頁中，已經不再有對性問題的討論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著輕佻的姑娘也消失得無影無蹤。1935年3月，在蘇聯一家紡織廠發生的事成為這一時期的最佳註腳：列寧共青團開除了一名青年鉗工，因為他“同時與兩個姑娘談情說愛”。
對於社會主義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蘇聯政府給予了大力鼓勵和提倡。1937年，《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社論說：“人民的敵人費盡了心機，妄圖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青年人的婚姻愛情觀，從而在政治上腐化蘇聯青年。”在這個階段，婚前性行為被徹底歸入“有毒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離婚，也被貼上了醜惡的標簽，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今後的事業和命運。
隨著蘇聯上世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煙雲被吹拂得雲消霧散，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和談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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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真的有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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