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習近平的中間突破與價值危機
笑蜀編者按：2014年中國“兩會”將在10天後召開。這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中國未來十年的發展勾勒方略後，中國最高立法機構的首次關鍵會議，也是新一屆政府就任一年後的述職時刻。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中國資深媒體人笑蜀通過回顧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出現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動向，試圖探究和界定新領導層為中國選擇的發展路徑。
習近平不出意外地出任了中共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組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三中框架”大體塵埃落定。
這是一個怎樣的框架？可稱其為元首體制，或新權威體制，頗接近50年代初國民黨改造時的緊急體制。當時蔣介石越過全黨，用完全聽命於他一人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實際取代了國民黨中常委。
“三中框架”的國安會、全面深化改革小組，加上升級版的中紀委，與當年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功能相似，一定程度架空了政治局和國務院，成了習近平的左膀右臂。目的也與當初蔣介石要徹底改造國民黨相似，是徹底改造中共，救黨、保權。
權力架構完畢，戰略目標明確，關鍵就在怎麼做。習近平會拿出怎樣的舉措？
第一是肅貪，第二是清黨，第三是全面改革。這些舉措已很清楚，但這些都屬於技術層面。就總體策略而言，則是“中間突破，強勢推進”。
習氏執政策略：用共富穩住底層、用改革穩住中層、拒絕左右綁架
理解“中間突破”，須從習近平接班說起。
他接班之初，有諸多讓自由派高興的說辭，比如講全面實施憲法、“把權力關進籠子”。但事實證明自由派高興過早，習很快轉向，“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蘇共垮台時沒有一人是男兒”等，幾乎全是毛式話語。接下來整頓微博，尤其是批憲政、鎮壓“新公民運動”，更讓“毛左”群體喜出望外。這一群體很多是薄熙來的鐵桿粉絲，薄的倒台讓他們很失落，習近平的轉向對他們可謂雪中送炭。“毛左”的旗幟性人物張宏良去年有個著名演講，標題就叫作《我們為什麼要支持習近平總書記》。
“毛左”歡呼，自由派當然口誅筆伐，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三中前夜，官方媒體再度唱響改革，吊足了公眾的胃口，但全會《公報》卻不僅通篇黨八股，關於改革也沒有實質內容。自由派大怒，很多觀望已久的精英也紛紛揚言移民。“毛左”則無不揚眉吐氣，把《公報》的發布當作了狂歡日。
就在這時，通常要閉幕一周後才出台的全會《決定》，卻意外提前四天發布。《決定》跟《公報》幾乎兩個基調，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預期。最重要的是，《決定》很少毛式話語，“淺藍”話語（即接近普世價值的話語）比比皆是。比如作為所謂改革總目標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就屬於典型的淺藍話語。中共過去最多講到“綜合治理”的程度，且是與維穩對接的。“現代治理”不然，本質上是公共治理，反映出思維方式的轉換。於是，輿論跟著反轉，原來愁眉苦臉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顏開，“毛左”則氣急敗壞，其輿論陣地“烏有之鄉”甚至要向習近平宣戰。
但這只是開頭。去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毛左”把這天看作與習近平在毛的旗幟下全面會師的里程碑，早就大規模造勢。習近平雖然部分迎合他們，去紀念堂鞠躬，講話中對毛高度肯定，但部分迎合的另一層意思，也可理解為點到為止，再沒有傳聞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習近平對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視播出的百集大型紀錄片《毛澤東》，更被刪減了五十集。習近平既敷衍“毛左”、又拒絕“毛左”綁架的心態可窺一斑。
毛誕辰紀念可能是習近平給“毛左”的最後一個面子，目的是不讓他們借機生事。在新年前夜的長篇講話《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中，習近平不僅沒有提毛，反而罕見地重新用“十年動亂”來概括文革，而且新年獻詞對毛也不著一字，這都讓“毛左”痛心疾首。
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一會兒鐵腕治“左”，一會兒鐵腕治“右”，仿佛打醉拳。那麼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到底是左還是右？他到底要幹什麼？這讓很多人困惑。
去年上半年，因意識形態急劇左轉，很多人認為習近平骨子裏就是要復辟毛時代，這判斷其實太簡單化。當時打毛澤東的旗幟，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話語習慣；二是因為時值“倒薄”，需要用這套話語爭取正統穩定群眾，避免大震蕩；三是在民主法治缺位時，這套話語體系在黨內還管些用，用用也無妨。但所有這些都是純粹功能主義的。比如《中國青年報》發表的習遠平代表習家寫的紀念習仲勛的文章中，特意寫到習近平十四歲被勞教，十五歲獲釋回家時，已被摧殘得形銷骨立，好長時間才恢復。再比如央視播放的紀錄片《習仲勛》、習仲勛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關閉毛紀念堂，等等，都暗示了習近平對毛澤東的真實態度。
習近平很大程度上以鄧小平的繼承人自居，對毛澤東的態度也與鄧小平類似。鄧小平對毛澤東其實很仇視，對江青和毛遠新的重判和羞辱都是對毛的報復。但在公開場合他還必須承認毛澤東的地位，因為他相信，毛澤東是黨和政權的代表，徹底否定毛，黨和政權一定分裂。鄧小平沒這個勇氣，習近平更沒有。所以習近平不會允許毛澤東路線真正復活，實質是虛毛而實鄧。
習近平總講“不走老路”，可見他並非是簡單說說而已。他痛恨文革，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觀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時，他所謂“不走邪路”的話也是真的。他說的“邪路”指的是所謂西方民主或美國民主，實質就是三權分立，意即，不僅不允許所謂顛覆和奪權，連跟共產黨分權也不許。正因如此，才有“819講話”，才有對網絡尤其是微博的大規模整肅，也才有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
其實，在習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屬於所謂的“極端”。他要排除兩極幹擾，爭取中間群眾。拿什麼爭取？第一是“共富”，這是對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拿來主義”。薄熙來雖倒台，但在民間尤其是底層社會的聲望仍在，至今仍有很多老百姓為其抱不平，這對習近平來說，是一種刺激。中國的精英，包括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白領人士，更多傾向自由派。但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則更多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們沒有別的思想武庫，只有傳統的思想武庫，對現實強烈不滿，但只能通過向後看尋找解決辦法。他們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習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要在薄熙來落馬後，繼承薄的共富遺產，來迎合底層群體。
但是，這還不夠，迎合底層只有穩定的意義，而且只能保證當下的穩定。必須有發展，政權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長期的穩定，發展就要依靠社會中層。社會中層不僅求穩，更求變，沒有大力度的改革，無法得到這一階層的信任。於是，在提煉重慶所謂共富經驗的同時，還必須汲取改革經驗，包括汪洋時代廣東的改革經驗。三中《決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所謂重慶經驗和廣東經驗的全面升級，當然，後者更占主導地位。
習近平的執政邏輯是，用共富穩住底層，用全面改革穩住中層，則整個中間群眾都穩住了，政權鞏固就不成問題。他所謂的“極端派”，即“毛左”和自由派，就不難被邊緣化。一旦這兩個群體被邊緣化，就不再構成挑戰，一旦有幹擾跡象，可以堅決打擊殺一儆百，成本也不會高。如此，則所謂“老路”“邪路”都不走，就可以專心走習近平主張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了。
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高度實用主義，但絕不逾越紅線
也就是說，習近平要走的，是有習近平特色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時對左對右都應付一下，但都不當真，而且堅決拒絕綁架。中國社會被撕裂太狠，被哪邊綁架都等於四面樹敵，而且哪邊的實力都不足夠強大。所以要超越左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走自己的所謂特色道路。
這條道路不中不西。政治體制上，反對所謂西方民主、美國民主尤其是三權分立，但也要吸取發達國家的現代治理經驗和技術，也要推行一點民主和法治。但無論做什麼，都必須由共產黨掌握主導權和解釋權。根本制度不能變，是最大紅線。紅線以內，什麼都可以，紅線之外，絕對禁止。
這條道路既古且洋。洋是舶來，但舶來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上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是讀馬克思，不提毛澤東。共產主義體系中，毛澤東主義跟馬克思主義有一定聯系，但區別更大。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變成了民主社會主義，在俄國變成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到中國則變成了最殘忍的毛澤東主義。習近平提倡讀馬克思，某種程度上是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源頭。但他也同樣重視中華文化，因而去山東時特意考察孔廟宣揚儒學。他顯然是想把中華文化跟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調和起來。就這點來說，他也不同於毛澤東，因為毛從根本上說是以中華文化為敵的，尤其以儒學為敵。毛澤東對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興趣，自稱是“山溝溝裏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
上述都是既拒絕又調和。其中更暗含一種根本的調和：觀念上是理想主義的，即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真誠信仰所謂共產主義，真誠相信共產黨必須也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操作上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對黨內高舉意識形態的口號，對社會則盡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拿來主義，什麼好用用什麼。
所謂“中國夢”就這個涵義。夢是空的，無色無味，可以邊做邊往裏面裝。
以我為主，雜糅百家，就是“第三條道路”，就是習近平模式的靈魂。也可以說不倫不類，很可能屬於新的政治烏托邦，而且是沒有實力支撐的政治烏托邦。
習氏道路潛藏的政治危機與價值危機
但有人會質疑：所有最高權力都握在手中，習近平怎麼會缺實力？主要因為，他集中掌握的權力都是名義權力，而整個國家機器並不完全聽命於名義權力，有其運行的潛規則。目前的權力格局中存在一個根本矛盾：要推進全面改革，官僚集團一定損失巨大。習近平因而面臨一個根本的沖突，即名義權力與潛規則的沖突，他的權力原始股與權力代理人即官僚集團之間的沖突。
在他上位伊始，官僚集團還沒摸清他的底，被他的鐵腕所震撼。但這只是強光直射下的短暫失明，這狀態最多持續兩年。兩年後，官僚集團一定會反應過來，那時所謂全面改革真正的麻煩就來了。
習近平對此有足夠預見。急於打造國安會、改革領導小組和升級版的中紀委這三大臂膀，目的就是對付官僚集團可能的抵抗，但收效可疑。習近平跟毛澤東晚年一樣，不信任官僚集團，但毛有治理官僚集團的手段，甚至可以不依靠黨委，憑借個人魅力讓億萬民眾盲從。習近平做得到麼？他既沒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樣神一般的絕對權威。他既無億萬信眾，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有經過戰火考驗的強大班底。習近平組建的班底僅限於中央層面，尤其是那三大機構，如油浮於水。
所有薄弱環節中，最大的薄弱環節在於，習近平和鄧小平一樣怕社會，怕失控，怕亂，所以不敢動員社會。他也知道社會這個基本盤的重要，渴望通過共富和改革承諾的兌現來穩住民眾，打造他的基本盤，但在承諾兌現之前，沒有誰會真的相信他。而兌現承諾並不容易。中國的政治文化，特別講一個“勢”。權勢權勢，權必須跟勢結合，才可能穩固地起作用。勢是什麼？如果說名義權力是水上的冰山，勢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養成，時間卻不會等習近平。一言以蔽之，習近平固然是強權，卻是孤獨、懸空的強權。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機。
同時他還面臨價值危機。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三中全會整套改革，如果在十年前胡溫接班時推出，是可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最遲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後推出，也還差強人意。但現在已經晚了。所謂改革，無非是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黨、保權。可以限制官僚集團的利益，但黨權絕對不動搖，共產黨仍然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統治黨，而不是像今天的國民黨那樣轉化為接受憲政約束、跟反對派共存的現代意義的執政黨。但當下社會最抵觸的，恰恰是絕對黨權，以及保衛絕對黨權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即專政體制。
可以改革，但警惕憲政，這是習近平最大的價值短板。憲政無非保障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為此嚴格約束公權，在中國則重點約束黨權。但在習近平看來，接受憲政則意味著要做戈爾巴喬夫一樣的所謂叛徒，於是認定這是邪路。而當下中國社會需求的，恰恰正是憲政轉型。無非和平轉型還是暴力轉型，只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區別而已。看不透這點，說明習近平勇氣可嘉，但識見有限、智慧不足。他的價值短板實際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領導中國這麼一個空前復雜的國家的變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習近平不僅會因為全面改革，面臨跟官僚集團的政治沖突，更會因為價值短板，面臨跟社會需求的脫節。當他最需要社會支持，來解決他跟官僚集團沖突的時候，他會發現社會並不跟隨他。傳統的人民正在升級為公民，公民則要求重新訂立契約，訂立自由和平等基礎上的契約，廢除霸王條款。而這難道是當權者可以答應的麼？所以，盡管習近平一定會全力以赴、不惜代價地改革，但客觀地說，局限於救黨、保權的改革沒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條道路”或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是，社會有需求，就一定會有供給。習近平不做這樣的供給者，一定會有別的供給者。習近平越是把全部權力抓到手中，把改革變成他一個人的舞台，就越意味著他把全部的責任、全部的風險都一個人扛了起來，也就沒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歷史不會給他任何重來的機會，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錯誤。這根本就是高空鋼絲上的獨舞，能走多遠？未來三到十年的中國時局，定會更加波譎雲詭。
作者為中國資深媒體人、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金融時報
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