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旺角的日日夜夜
龍蛇混雜的旺角成為佔中與反佔中兩派交鋒──從文鬥到武鬥最激烈的戰場。由於重要的彌敦道被佔領多天，不少商戶及街坊受影響，紛紛聲討佔領者。佔領和反佔領雙方都有黑社會介入。旺角佔領行動「去中心化」，無法通過逮捕領袖來驅散群衆；隱憂是這裏的佔領完全沒有退場機制。
旺角，一個最能展現香港多元階層生活狀態與複雜性的地標。這裏是擁擠的住宅區，也是人流稠密的購物區，它比裝滿奢侈品店的銅鑼灣更具多元性——主幹道彌敦道上多是連鎖的金鋪，兩側街巷裏則雲集了價格親民的小店，通過女人街、波鞋街、金魚街這些街道別名，可以確認它們的主要功能，但也有五星級酒店的朗豪坊。這裏還是許多政黨和民間社團的根據地，佔中運動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學聯，兩處辦公室皆藏身於旺角破舊的工業大樓裏。
但旺角也是港產黑幫電影裏反覆出現的暴力街區，是尋歡客流連的隱蔽紅燈區，是龍蛇混雜之地，是若干驚悚事件的事發現場——多次發生高空向人群投擲鏹水（硫酸）事件，而就在幾天之前，一個男人在茶餐廳用刀砍死了哥哥。這裏遍布夜總會、麻將館、桑拿浴室以及「一樓一鳳」（合法的妓女個體戶）。黑道掌管著這裏的地下秩序，他們控制著小巴線路、娛樂場所、毒品交易以及警方所難以控制的一切。
這裏是旺角。而它的最新一重定義是民主支持者的佔領區，也是佔中與反佔中兩派交鋒——從文鬥到武鬥最激烈的戰場。
草根佔領區
彌敦道的佔領是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出現的，開始時不到一百人。當時警察完全有足夠警力驅散，但也恰恰是在這時刻，港府的策略出現突變，改為「以柔制剛」，似乎是誘敵深入，打民意牌來施壓。
這完全出乎組織者計劃之外。佔領中環在當天凌晨啓動，以金鐘的政府總部為目標，各地的佔領區，很快變成了去中心化的一場民衆運動。
與高峰期聚集十萬人的最大佔領區金鐘不同，旺角並不佔人數優勢，最多時也不過幾千名佔領者。旺角有另外的戰略優勢。它補給方便——周圍的食肆店鋪即可買到水與食物，又清場困難——佔領者不僅可以在橫街窄巷裏打游擊戰，警方也會忌憚催淚彈等武器傷及無辜。
隨著時間推移，旺角本有的特質在彌敦道上的佔領區顯現出來。駐守金鐘的普遍都是大學生，旺角則是成分複雜，集合老中青各個年齡層。一個名叫Donald的中二學生站在街邊用小提琴演奏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這首歌這些天來已經成為佔領區裏的「軍歌」了。他身前的紙板寫著，「我不是乞丐」。
一個鬚眉皆白、身體乾瘦到彷彿一觸即倒的老人在地鐵D1出口找到了安全所在。他蜷縮在人行道圍欄與兩個告示牌之間形成的狹小空間裏。他說自己已經八十九歲了。他的家在藍田，地鐵隔著十一個站，但比起位於港島東的金鐘，旺角近得多，況且還能省下昂貴的過海費——這一點對他很重要。他的作息時間或許是奇特的，每天凌晨兩點自然醒來，早上出門，天黑前離開，但這不妨礙他成為一名示威者。
佔中派內亦不乏貌似「古惑仔」的紋身男子，三三兩兩地坐在地上，邊抽煙邊大聲聊天。一個染著金髮、身上掛著三四個金佛牌的青年在一處物資站幫忙，他總是面帶笑容，有禮貌地提醒拍照者，不要拍到義工。
佔領區的防線，由堆砌一起的小巴站牌、垃圾桶、竹製的建築棚架、交警使用的路障、建築工地的廢棄鋼材構成。幾輛重型卡車一度堵在最周邊，防止車輛強行駛入。截停的雙層巴士變成了民主牆，密密麻麻地貼上標語、感言與祈願。有些標語在金鐘很難見到，比如對特首梁振英過於赤裸的人身攻擊。也有蘊含港獨意味的「Hong Kong is my country!」一個橫幅寫道。「左膠」（被認為思想僵化的社會主義反對派）也成為了攻擊對象，其中三位代表人物頭像打上叉，被做成了通緝令貼在牆上。大陸遊客把這些現象當成了新景點，紛紛留影。
在長度超過五百米的佔領區裏，四處支著尼龍帆布的帳篷，用於擺放物資、設立醫療站以及開闢公民演講的空間。人人可成為擴音喇叭後的演講者。在十月二日的晚上，同時有六個公民演講在進行著，沒有高台，講者與聽衆處於同一水平線——金鐘從來沒有這樣的景象出現過——那裏的年輕人只是坐著聊天，像參加一場龐大的校友聚會。旺角最大的一頂帳篷位於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匯的十字路口，這頂帳篷下的演講台也成了人氣最旺的地方，需要排長隊等候上場，因此它也多了一條規矩，每人只能享有兩分鐘時間——前立法會議員譚香文也沒有獲得破例。然而，總有人有辦法繞過這個限制，有三個男人一起排隊，把爭取到總計的六分鐘，用來播放了一個類似廣播劇的諷刺音頻，組織者沒有阻攔。
有人傳授經驗，一位IT從業者分享如何防止手機通訊應用被監控，他推薦了一款只需藍牙即可聯網的應用軟件，以預防警方中斷集會區的網路信號；有人講述經歷，一個男人言辭激烈地回憶九月廿八日晚，但信息頗為可疑，他信誓旦旦地說特首梁振英「曾申請使用真槍實彈來對付示威群衆」；有人理想遠大，「我們不止要梁振英下台」，一個瘦弱的青年高揚起手，身體微微顫抖，「我們還要捉拿梁振英」；有人勇氣可嘉，一個講普通話的貌似大陸遊客的男人批評佔領運動，在起哄的掌聲與噓聲中艱難完成了演講；有人似乎只是為了喊口號過癮的，一個臉上始終帶有受驚嚇表情的中年女人，從拿過麥克風的一刻起，就變成了一個肉體複讀機，她喊一句，人們喊一句，喊足兩分鐘後，她意猶未盡地離開了。
自發而來的民衆構成了主流，這其中包括了一名叫James Bang的韓國人。他在九月廿九日早上起床後看到新聞，立即決定請假飛到香港擔任義工。但政治力量並非完全退場，如果仔細觀察，你可以看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主持著一個演講台，另一處帳篷下，圍攏著一群黑衣青年，統一的T恤上有著「普羅政治學院」的標誌——那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脫離人民力量後成立的組織。而人民力量的幾位熟面孔坐鎮的帳篷，就在隔壁不遠。沒有政黨公開打出自己的旗號。
在意外捲入佔中風波之前，旺角與政治已相安無事多年。一九八四年的四月與一九八九年六月，旺角曾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均有車輛被推翻與縱火，商店被搶掠。但這一次，示威者與其他幾個佔領區的人們一樣，展現出了和平文明的一面，連一扇櫥窗都沒有打破。
路面保持著大體的整潔，有人將黑色的垃圾袋貼在牆上，還不忘做好垃圾分類，將可回收與不可回收的垃圾區分開來。一個男人拖著垃圾袋在人群中反覆巡遊，用慵懶的聲音喊著：「回收垃圾，回收假普選，回收六八九（指梁振英，港人諷刺他在選舉委員會僅獲六百八十九票而當選特首）……」
夏秋之交的香港依然濕熱，白天溫度超過攝氏三十度，晚上溫度略降，但如果在擁擠的人潮中站上一陣，依然很快汗流浹背。街道有些位置正對商場入口，冷風可以吹出來，但那裏坐下的人並不會明顯增加。更多的參與者，像是刻意選擇苦行，他們寧可不要這份涼爽。
在這裏，烏托邦似乎有了雛型。人們共用水、藥物、物資與街道。一個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書的人甚至設立了一個「中醫救治站」，他強調，「義診服務只限集會人士」。當義工發現充電器不足，貼出告示後的一個小時內就收到了一大包總計一百二十個充電器，裏面還有一張八千港元（約一千美元）的收據，但始終沒人知道捐贈者是誰。在這種群體性的道德感召下，就連曾經闖過解放軍軍營的港獨人士，為了保持運動的純潔性，也放棄了以往必定舉起的港英旗。「我是來支持的，已經在這裏睡了三晚了。」「香港人優先」發言人招顯聰對亞洲週刊說。
一個名為「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組織向人們逐條講解非暴力抗爭的原則，但旺角的街頭氛圍似乎並不適合做這件事，沒有人駐足超過兩分鐘。幾位青年用三張寫有「吹水區」A4紙張鋪在地上，就形成了一個露天討論區，他們坐在地上，把報紙捲起，像話筒一樣傳遞，輪流發言。有人準備發言，卻沒有接過那個「話筒」。旁人提醒，拿到「話筒」才說話，是這裏的規則。
旺角有過許多街頭規則，對於佔領者來說，最新的一條是不能「抽水」（指擅自抽取利益）。一個叫「社會主義行動」的組織因宣傳物上標有價格（二十五元一本），而被人們團團圍住痛罵，需要警察趕來維持秩序。以至於一個外國人委屈地向人們喊：「你們既然爭取民主，為什麽不能讓我們宣揚自己的觀點？」
一些人眼中非暴力不合作的絕佳例證，在這座城市中的另一些人看來，不僅毫無意義，還具有著現實的破壞性。彌敦道街心隔離帶的小樹苗，成了事發現場的最顯而易見的受害者，由於太多人攀住它們跨越馬路，或者站在其上，不少樹苗「死於非命」。
佔中運動給香港這座城市造成的部分後果是，所有港島灣仔區和中西區的中小學、幼稚園停課一週；二百七十條巴士路線受影響，佔整體巴士服務網絡四成七，其中二十七條暫停，九十五條改道；逾二百條小巴路線受阻，逾八十條暫停服務；多條主要幹線堵塞。
不僅公共服務，經濟也受到了影響。香港食品及飲品行業總會稱，業界在三個佔領區中環、旺角和銅鑼灣區的生意額每日損失逾五千萬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稱，大部分司機的營業額大減三至五成，有些的士甚至出現了虧本經營。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表示，每日減少約二百個內地來港旅行團。經營珠寶金飾業的周大福集團散布全港的八十七家門店中，有三分之一暫停營業。銅鑼灣的新聯發藥房十月一日上午只做了不足港幣一百元的生意，而去年國慶期間，他們每天的生意額就有好幾萬。而噪音滋擾、交通不便、警力耗費等問題，遠非公開的統計數字可以顯示。
反佔中力量的反彈
反佔中的反彈力量在十三日首次出現在旺角。相比金鐘，旺角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更近，受到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與直接，同時，白天留守旺角的示威者稀少，這或許是此時此地成為突破口的原因。上午九點，約十名旺角商戶到場抗議，拆去帳篷與路障，抱怨「佔中」令他們連日無法做生意，無力支付高昂的鋪租。隨後，大批旺角商戶及居民陸續加入，與示威者發生推撞。
某種程度上，即時電視新聞報道，促使了更多的反佔中者前往旺角的戰圈。及至下午三點後，街頭已有上千名「藍衫軍」，他們多身著藍衣，戴藍絲帶（這表示對警方執法的支持）。原本被佔領的街道，被逐漸奪回。
至此，原本在熱烈的運動中被媒體冷落的問題逐漸浮現，佔中到底代表了多少民意？警方投放催淚彈，引發一些原本中立的港人對佔中運動的同情，但隨著佔領的蔓延與持續，對生活的影響愈發凸顯，在利弊權衡之後，民意又倒向反佔中的一方。
下午四點之後，愛港之聲、愛港力、愛港行動、保衛香港運動等「愛字頭」團體也陸續到場了。得此別稱，是因為這些團體的名字多數有「愛」，而他們也始終站在建制一方。「警察不清場，我們自己清！」愛港之聲的主席高達斌站在梯子上喊出「最後通牒」。高達斌不認為人們是被「愛字頭」動員而來的，「我們的成員只有幾十人。」後來他對亞洲週刊承認。
標誌性的一幕出現在了六點，四輛淪陷多日的巴士通過警方開闢的一條通道離開了。而此時，除了彌敦道與亞皆老街十字路口那個大型帳篷，其他均已被清拆。不到五十個最後的佔中者被重重包圍，他們手臂挽住手臂，面朝外站著。
警護送佔中派自願離開
由於絕大部分的警力集中於金鐘和中環，現場的三百名警察在混亂中艱難履職。他們在中心帳篷與「藍衫軍」間拉起警戒線，並護送佔中者自願離開。場面一度看起來有失控之勢，「藍衫軍」四方八面起哄，與那些趕來支援的穿黑衣戴上黃絲帶的佔中支持者四處推撞。有兩名佔中支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這個數字後來被高達斌用來證明反佔中者並不像媒體說的那麽暴力，「在晚上十點前，聚集這麽多人的地方，這麽鼓噪，只發生了兩件比較激進的事情」。
兩個群體一旦對比，「藍衫軍」顯得遠為衝動與粗魯。當警方像掩護關鍵證人一樣——四五個人保護一個，帶佔中者離開時，他們齊聲喊「老鼠」、「香港之恥」，也有人投擲水瓶。「香港每天損失多少錢你們知道嗎？」有人奮力喊道。
「如果不是你們攔著，我們早衝過去，打死他們了。」一個舉三面五星紅旗的男人對警察說。他看起來並不兇神惡煞，像個普通的藍領工人。他說拿三面紅旗是代表黨、政、軍，還說起毫無根據的八卦，「習近平被刺殺了三次。」語言之間，他對國家主席充滿崇敬。
站在反佔中人群裏，聽他們彼此倒著苦水——他們似乎並不認識，多是中老年人，但也有年輕情侶。有人說學生有本事就去佔解放軍營，「不要在這裏騷擾我們的生活」。也有人諷刺地說，他們要展現悲情，就應該一個個地跳樓，才算是英雄好漢。在這種氛圍中，一個一言不發的中年人就太難引起注意了。他說他是工程師，下班後打車趕來。他說話時露出友好的笑容，是當天少有的能夠保持心平氣和的反佔中者。
一個矮胖的女人在尖沙咀上班，她說她需要到處走訪，原本一程可到達的地方，需要轉車兩次。「現在旺角店鋪多貴啊，一個月十幾萬。他們搞到沒生意！」一個髮型像個小夥子自稱是看店鋪的女孩粗聲粗氣地說，她手臂有紋身，看起來脾氣不太好，當有幾個表示支援示威者的女學生出現在周邊時，她號召其他人一擁而上喝罵，那幾個女孩很快嚇跑了。
每個反佔中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有一個人的理由格外宏大，「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個胖乎乎的有點像書呆子的台灣人說——為證明身份他展示了他的台灣護照（但拒絕透露姓名），他說他是在深圳工作的律師，支持中國共產黨，特意由深圳趕來旺角。「這幫佔中的人，他們的領導都是外國人，背後操作，給他們錢。誰想讓香港變成烏克蘭那樣。」他振振有詞地說著：「我知道西方帝國主義是非常可怕的，他們想要通過這些年紀小不懂事的學生去操縱香港政治，搞亂中國，讓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路受到阻礙。」
尷尬的是，他完全站錯了位置。入夜後，許多的佔中者趕到旺角支援，兩個陣營不再涇渭分明。這個講著國語的台灣人站到了佔中的人群裏。他喃喃不休地發表見解，但沒有人找他麻煩。
他加拿大讀大學的香港同學也來了，那人從事外貿工作，反佔中的理由是擔心經濟。「這樣不行，亂了，都亂了。」他反覆地說。在他看來，「都是學生在搗亂。香港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也不喜歡內地」。但他可能忽略的是，這樣簡單歸類，可能和那些排外的狹隘本土主義者在邏輯上如出一轍。
五個南亞裔的中學生也加入了反佔中人群。他們喊口號和接受採訪時用粵語，和自己人說話時則用母語。他們認為彌敦道的佔領影響了上學的交通，但也承認，學校裏大部分同學是支持佔中的，「我們是少數派」。其中一個尖下巴的男孩尤其有不安的因數，他和佔中者扭打起來，被警方嚴厲警告後，他還不斷地向對方舉起中指。
「你搞一兩天，我都支持你，但搞了這麽久，現在不出來（反對），讓他們這樣佔領，今天佔領彌敦道，明天佔領大埔，整個香港不都被他們玩完了。他們對這個社會有什麽貢獻啊。」一個在報紙寫馬經的高個白髮老人說。他剛從一場推撞中被拉扯出來。問及誰先動手，他承認是他。「我就是好恨，替我老婆不服。」說到這裏，他胸脯仍然因激動而起伏，臉上卻露出難過的神色。他妻子在旺角的酒樓擔任侍應，「她好辛苦，每天九點要提前出門，十二點下班沒車坐，要打車回沙田，一天掙幾百塊，要坐的士？」他下午四點看到電視直播就馬上趕來。為此，他還寫了紙條放在桌上留給兒子，讓他放學後自己吃飯。
問及反佔中者對普選看法，他們紛紛回答，只要有錢賺就行。一個婦女語出驚人：「如果這就是民主，我寧可要獨裁。」他們均表示未參加過反佔中的遊行，但有簽名。
在八月進行規模浩大的反佔中遊行中，傳媒發現了許多收錢參與的例子。同樣的質疑也指向了此次反佔中人士。一個紅面膛的中年人主動談起這個話題：「我們沒組織，沒有人給錢，我們自發的。」他反而指向那些佔領者：「他們是收錢的，五百元到八百元一天。」問當及信息來源，他含糊其辭。那位寫馬經的高個白髮老人表達異議：「收錢就好難講。」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打起圓場：「上面那些人一定收錢了，黃之鋒就收錢了。」事實上，這同樣是缺少根據的說法。
那個紅面膛的中年人說：「那些傳媒是不會訪問我們的。」確實，香港的主流傳媒普遍對佔中持有同情立場，這難免會讓一些事實無法完全展現。比如，雖然大多數佔中者表現克制，遭遇衝撞時高舉雙手，但也有人主動挑釁，口出不遜，甚至動起拳腳。
媒體斷章取義
媒體斷章取義現象也存在，一個主流報紙的記者採訪愛港之聲高達斌，他表示旺角也有黑社會，生計受到影響也會出來，但新聞斷章取義，變成了「高達斌不保證過幾日會有流血事件」。
十月三日晚的故事，以一種劇情逆轉的方式收場。中心帳篷始終有佔中者堅守，警方保持著中立態度，沒有強迫他們離開，同時阻止反佔中人士衝擊。而越來越多的「黑衫軍」從街巷與地鐵出口湧來，在「藍衫軍」的包圍圈外，形成一個更大的包圍圈。
「愛字頭」團體在晚十點後就撤退了。「我們不會去衝擊他們了，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後來，高達斌告訴亞洲週刊，「別讓他們說我們是暴徒一樣，去攻擊他們，我看他們守得多久」。旺角是三教九流的搵食（討生活）之地，很多人認為，那些地下秩序的掌控者，終歸會用法外手段驅趕入侵者——不論它是另一支黑幫，還是攪了他們的「生意」的民主人士。
午夜之前，那些零散的反佔中人士成了少數派，被數千「黑衫軍」反包圍在內。當警察帶他們離開時，他們此前對佔中者的嘲笑與侮辱，被反施己身。人數佔了上風的「黑衫軍」很少污言穢語地咒駡，但他們舉起手機拍攝反佔中者的臉，像是在開批鬥大會。
那一夜至黎明，旺角在混亂的「巷戰」中度過。很多時候，人們擠在一起，很難分清是誰屬於哪派陣營。警方共拘捕二十人，其中最少有八人有黑社會背景，既有「佔中者」，也有「反佔中者」。基於此，兩個陣營互相指責對方借助了黑社會的力量。
在混亂結束之後，旺角重歸佔領區。旺角總體變得和平，大規模的群體對抗未再發生——如果不計算十月四日深夜一小批人衝擊警署被胡椒噴霧驅散。儘管一些義工已撤離去了金鐘，但在中心帳篷的四周，新的帳篷和物資站又紛紛設立起來，但公民演講也開始了。此前的風波，讓一些人更堅定地要佔領下去。有人甚至搬來床擺在街上，顯示要把佔領變為長期作戰。零星的反佔中者仍會在這裏出現，但總免不了遭遇以一敵百的局面。
誰也不知道這場佔領會持續多久，「愛字頭」何時重新動員，以及不同派系的黑幫彼此間的張力會如何影響這裏的局勢。在金鐘，學聯與佔中三子尚有一定影響力，而旺角完全是去中心化的，無法通過逮捕領袖來驅散群衆。但隱憂是，這裏的佔領完全沒有退場機制。
在十月三日衝突最激烈的那一夜，站在街旁的一名教堂神職人員，在躁動的人群中，她可能是唯一安靜站著的人。「人民打人民，好可悲，為什麽要自己打自己？」她表情悲戚，語氣輕柔地近乎哀求：「我在祈禱，祈禱上帝能給香港平安。」
謝夢遙、羅悅軒、侯正昕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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