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三代人塞罕壩荒原變林海
這幾日北風吹出的藍天白雲美景，刷爆了很多北京人的朋友圈，但鮮有人知在天安門以北320多公里外的塞罕壩林場也在為這美景默默地做著貢獻。作為一道可靠的生態安全屏障，塞罕壩在53年間、歷經三代人的辛勤耕耘，完成了從樹木稀疏、人跡罕至的荒原到百萬畝林海產業鏈的轉身。■背景檔案
歷史上，塞罕壩有水、有樹、有動物，被人稱為天然的名苑。而“塞罕壩”一名系蒙漢合璧語，意為“美麗的高嶺”。公元1681年，康熙在此設立了“木蘭圍場”，塞罕壩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後來由於過度開墾，很多樹木被砍伐，到解放初期，這個昔日美麗的高嶺，變成了樹木稀疏、人跡罕至的茫茫荒原。
“改變當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為減少京津地帶風沙危害創造條件。”1962年，原國家計委以共和國的名義發出這27字號召，下達任務。127名畢業生和242名幹部工人組建塞罕壩林場，向沙漠進軍。
53年，三代人耕耘，北京天安門以北320多公里外，塞罕壩林場目前已有林地面積112萬畝，同時成為亞洲面積最大、兼具森林和草原景觀的國家級森林公園。
國家氣象資料表明：上世紀50年代，北京年平均沙塵天數56.2天。2002到2012年十年間，北京春季沙塵天減少七成多。事實上，2007年，中國林科院對塞罕壩的價值有過初步的評估：塞罕壩不僅有效承擔了阻擋風沙的任務，而且每年為京津地區輸送清潔淡水1.37億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萬噸，釋放氧氣54.5萬噸，每年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超過120億元。
開荒者
使命集結，一支平均年齡不到24歲的隊伍，鑿開了塞罕壩的第一個樹坑。
塞罕壩並非一日建成。上世紀50年代，沙塵暴肆虐。距離北京最近的渾善達克沙地，海拔高達1400米，“如果這個沙源鎖不住，對於海拔40多米的北京來說，就如同站在屋頂向院裏揚沙。”作家李春雷在《塞罕壩祭》中寫道。
渾善達克風口必須扼住，塞罕壩機械林場應運而生。
1962年2月，國家批準建立塞罕壩林場。使命集結，第二年，原林業部從全國18個省市緊急調配24所大中專院校畢業生127名，前往塞罕壩，和當地242名幹部工人一起，組建塞罕壩林場。
這支平均年齡不到24歲的隊伍，鑿開了塞罕壩的第一個樹坑。
但塞罕壩自然條件的惡劣，註定了造林之路並非坦途。
塞罕壩位於河北最北部，地處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南緣，地貌以高原和山地為主，海拔在1010米到1940米之間。這裏冬季漫長，年均氣溫在零下1.4攝氏度，極端最低氣溫為零下43.2攝氏度，年均積雪7個月，年均無霜期72天，年均6級以上大風日數47天。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塞罕壩人開始了開荒之路。由於環境惡劣，加之缺乏高寒、高海拔地區造林經驗，在建場前兩年，塞罕壩連續造林成活率不到8%。失敗帶來的打擊無比巨大，林場內流出要下馬項目的傳言。經過反覆技術分析後，塞罕壩人意識到，想要提高成活率，必須自己育苗。但就在如此艱苦、寒冷的條件下，想要自主育苗，需要付出的艱辛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
“不光造林，我們‘白手起家’，在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情況下什麼都得幹。”作為林場的第一代建設者，如今75歲的趙振宇介紹，當年他在林場種過地，趕過牛車，打過鐵，當過泥瓦匠、木匠、護林員、施工員、采伐工，後來擔任營林區主任、林場總場副場長。
據塞罕壩機械林場總場宣傳部主任劉亞春介紹，粗略統計，從1962年到1982年，塞罕壩人20年內在這片沙地荒原共造林96萬畝，總計3.2億余株，昔日的塞外荒原終於披上了綠裝。
志願者
陳彥嫻是“六女上壩”的主人公之一，19歲來到林場，親歷了塞罕壩的“成長”。
在陳彥嫻印象裏，當年全國青年都在學習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邢燕子和侯雋，“我們承德二中同宿舍的6個好姐妹也想成為北大荒梁軍一樣的女拖拉機手。”於是，6人放棄了高考，選擇“上壩”。
上個世紀60年代，林場交通閉塞，從塞罕壩通往縣城只有一條土路。一到冬季，大雪封山，林場基本處於半封閉、半隔絕狀態。從承德到塞罕壩，200多公里的路程，6人“整整顛簸了兩天”。到了目的地，陳彥嫻發現這裏沒有幾間房子，到處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
環境的艱苦超乎想象。“喝的是雪水、雨水和溝塘子水，吃的是含有麥芒的黑蓧面、窩窩頭、土豆和鹹菜。房屋不夠住，就住倉庫、馬棚、窩棚、干打壘和泥草房。”
陳彥嫻覺得最難熬的就是冬天了。最冷時氣溫能到零下40攝氏度左右，十幾二十人睡在茅屋的大通鋪上，“嗷嗷叫的白毛風一刮對面不見人”，炕上鋪的只有一層蓧麥稭子，睡覺要戴上皮帽子，早上起來眉毛、帽子和被子上會落下一層霜，“外面下大雪，茅屋裏就撲簌簌地落小雪”，風一個勁從茅草屋縫隙往裏灌。
初到林場，陳彥嫻被分到了千層板林場苗圃工作。“苗圃育苗是一項技術要求非常高的工作，為了掌握好播種時蓋土的薄厚和壓實度，我們提前拿播種用的滾筒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練”，滾筒是鐵制的，裏面加了種子和泥土，陳彥嫻和同伴推起來很困難，但她們“手臂都練腫了還不能停，直到達到技術要求為止”。
進入10月份，苗圃開始選苗。為了保證苗根不失水，選苗都是在泥塘裏作業，陳彥嫻穿著棉襖，依然被凍得直打冷戰。陳彥嫻的雙手都被凍腫，裂了口子，鉆心地疼。就算這樣，陳彥嫻和其他人仍然在選苗棚裏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選上萬棵苗子。“收工時，腿都不聽使喚了，站不起來，腰也直不起來，整個人就像僵住了一樣，好半天才能動”。陳彥嫻發現，當時跟自己一起在苗圃裏工作的人，後來不是羅圈腿就是風濕病。
“那時候，生產一線不分男女，也沒有領導和普通職工之分。”陳彥嫻說，1964年冬天，林場場長帶領場裏工人在馬蹄坑清理火燒殘木。“當時我們都比賽著幹，你拖得多，我比你拖得還多。”1965年機械造林大會戰時，領導每人帶一個機組，一台拖拉機掛三個植苗機，每個植苗機上坐兩名投苗員。在冰冷的植苗機上，陳彥嫻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一個個累得汗流浹背，汗水把棉襖濕透了，棉衣結成冰甲，鞋凍成冰坨，走起路來嘩嘩響。”一天下來，工人們臉被凍得起了泡，肩被磨得血紅。“第二天又照常上山。就這樣我們一幹就是一個多月。”
1977年10月28日，塞罕壩發生了百年一遇的“雨凇”。下雨飄雪，冰雪交加。夜裏，工人在掛著兩尺多長冰溜子的房檐下，眼睜睜地看著一坡坡松樹“嘎吱嘎吱”被冰雪壓斷。
一夜雨凇，林場57萬畝林地受災，20萬畝樹木直接被壓彎、壓折，“林場10多年的勞動成果損失過半，真是讓人想哭都哭不出來”，劉亞春記得，含淚鋸下斷松，重新栽下幼苗。1980年，林場又遭遇了大旱，12多萬畝樹木被旱死，“很多人也是含著淚清理受災林地，從頭再來。”
瞭望者
在月亮山望火樓上，年近60歲的夏煥新和妻子王坤霞已在此度過了第11個年頭。
如今，站在月亮山望火樓上往下看，當年遭“雨凇”後種下的小苗都長成了大樹。
10米左右高的兩層望火樓位於千層板林場海拔1900多米的月亮山山頂，這也是夏煥新和王坤霞的另一個家。一層兩間總共不到20平米的小屋是客廳、臥室和廚房，二樓是望火口——七八平米的小屋，四面墻上有11扇窗戶用於防火瞭望。
夏煥新的工作是淩晨4點到晚上6點，每15分鐘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裏冒煙了。即使沒有情況，也要用固定電話向場部報個平安。“月亮山，報正常”，這6個字是夏煥新每天說的最多的話，同樣的話，每天重覆不下50次。這叫“零報告”，每次的瞭望都要記錄在一本《望火樓瞭望報告日記》上。多年的錘煉，夏煥新一眼就能區別是煙還是霧，也知道四周遠近的各個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嶺。
即使是晚上夏煥新也不能停止工作，晚上7點以後到淩晨4點之間，夏煥新仍然需要1個小時匯報一次情況。擔心睡太熟起不來，夏煥新把手機鈴聲調到最大，“剛要睡著，手機鈴聲就響了。”這樣的工作一個人吃不消，王坤霞和夏煥新輪著報告。
一年之中，夏煥新至少有半年是在望火樓上工作。“春三月秋三月，是防火要緊期，要一直呆著，如果碰到哪年雪少，還得延期。”
2014年開春雪少，夏煥新一家就在望火樓上過了整個春節。
在不到10平米的內屋裏，一家五口人做了一鍋砂鍋肉和一碟子青菜，就是年夜飯。“菜就擺在窗口的書桌上，誰吃誰上前夾一點。”屋裏只有一張寬2米的床，夜裏誰困誰就躺下睡。一家五口人度過了這樣的春節。
“就覺得很心酸，對不住孩子。”王坤霞回憶起這個春節總是忍不住抹淚。
隨著林場的發展，望火樓的條件“總是比之前好了些”。夏煥新介紹，2004年，夫妻兩人剛到月亮山望火樓時，並沒有電視，“什麽都沒有，林場配了一個手機，閑的時候就拿著手機玩俄羅斯方塊。”日子總是難熬，王坤霞用“寂寞”兩字形容在山上的生活，簡單的重覆，枯燥的瞭望，王坤霞的發泄方式是，偶爾和丈夫“吵上幾句”。
但碰到大風天，這對夫婦卻沒有時間寂寞。兩人“上躥下跳”沒幾分鐘就要跑到二樓上查看，“就怕哪著了，風一吹，就完了”。
起初最苦的日子裏，大雪封山，林場的食品供給上不來，沒有菜吃，夏煥新把吃完的白菜根埋在油漆桶的土裏，“發了芽掐著吃”。
由於位於山上的制高點，每遇雷電天氣，望火樓總會遭到雷電的襲擊，“那火球竄進屋裏，炸開來，可嚇人”。這樣的局面持續到後來林場在望火樓裝上避雷設備，才有改善。
“十幾年來，每次周圍區縣發生火情，都是這兩個老人最先發現。”千層板林場場長於士濤如此描述夏煥新夫婦的敬業。
夏煥新和王坤霞所守護的月亮山望火樓只是林場的9個望火樓之一。
為確保百萬畝林海的防火安全，林場一共設有9個夫妻望火樓，到了防火期，這些夫妻一上山就是幾個月，像夏煥新和王坤霞、趙福洲和妻子陳秀靈、劉軍和妻子齊淑艷、孟慶林和妻子董建琴等，都已守樓幾年甚至十幾年。為了這份工作，望火樓的很多家庭都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由於遠離人群缺乏交流，初景梅的兒子8歲時說話還不清楚，董建琴在學校寄宿的兒子高燒近40攝氏度，堅持不讓班主任給父母打電話，因為懂事的孩子知道打了電話父母也下不了山，只能讓他們更揪心。
這些故事的背後是，建場50多年來，940平方公里的塞罕壩林場沒有發生過一起森林火災。
護林人
“造林要緊，病蟲害的防治也是大事。”從1979年開始，朱鳳恩一直從事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至今已36個年頭。
“防蟲得抓最佳時機，太早的話，蟲子沒孵出來，效果不好；太晚的話，蟲子長成了，耐藥性強，防治難度也很大。”塞罕壩第三鄉林場森保股股長朱鳳恩說。
把握時機，對有36年防蟲經驗的朱鳳恩來說並不是難事，但付諸體力去做，仍然是實實在在的體力活。
每年5月中旬到8月，是林場的病蟲害防治時期。一到這個時候，朱鳳恩忙到每天只能挨床不到兩小時。
淩晨1點半，朱鳳恩自然就能醒來，起床後開始做飯吃飯，這一頓之後，得挨到晚上10點才能吃下一頓。到林場裝上機器、農藥和柴油等防治工具，朱鳳恩便去一個一個捎上工人。
到達防治地點時才4點，那時天還沒完全亮，看不清，朱鳳恩和工人打著手電筒往油裏加藥。4點多，朱鳳恩開始對樹林噴煙。“趕這麽早是想趁著早上氣壓低，藥煙在林子裏一時擴散不出去，這才會有效。”
4點到7點，噴煙機的距離為20米，7點到9點，距離縮短為15米，10點以後，機器的距離便減短為5米了。這樣做，是為了保證殺蟲效果，10點之後，上午的防治作業告一段落，下午5點半再進行晚上的防治。
兩段防治工作間隙，朱鳳恩才能在樹林裏找個地方，補充一下睡眠，因為他每天收工回到家躺下時，已經十一二點。
通過無數次試驗，他已經將壩上常見害蟲的習性摸了個底朝天。
他捕來不同種類、不同成長期的害蟲，用不同品種、不同濃度的農藥分別噴灑，記錄其死亡時間，由此找出了適用於不同蟲害的最佳防治時機、最佳防蟲藥品，計算出了不同強度蟲害下的用藥濃度和噴藥頻率。這是朱鳳恩30多年來，通過實際操作總結的方法。
2002年，松毛蟲大舉來襲，塞罕壩局部地區受災嚴重，朱鳳恩領命上山滅蟲，這場“戰役”持續了兩個月的時間，最終松毛蟲敗下陣來。雖然穿著防護服、雙層口罩和防毒面具，但畢竟是和農藥打交道，一場戰役下來，朱鳳恩和同事脫了一層皮。
後來，河北省在制定有關噴煙機防治病蟲害的地方標準時，主要經驗數據大多都由塞罕壩提供。
“苦嗎？苦。每天在山上，我就吃自己一早帶的兩個饅頭和一罐開水。”朱鳳恩說，他對辛苦已習以為常，明年即將退休的他，希望能被返聘接著工作，“領導已經跟我說了返聘的事”。
朱鳳恩覺得，自己閑不下來，他的一輩子，都是林場的。
守業人
“創業難，守業更難。”擺在於士濤這班年輕人面前的是經營林場的重任。
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勞作，塞罕壩上能植樹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樹木安家。老一輩完成了大面積的林業種植，老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於士濤卻覺得，“乘涼”也非易事。
“三分造，七分管”的理念在塞罕壩深入人心。其中，防火被視為關乎全場存亡的生命線。塞罕壩機械林場共有6個分場。於士濤就是其中千層板林場場長。作為場長，他最害怕的就是接到分管防火的副場長的電話，“一看到是他的電話，我心裏就一緊，想，不會是著了吧。”
“80後”於士濤是保定人，微胖。出生於平原的於士濤從小對大山心有向往。2005年，他從河北農業大學畢業後就選擇了到塞罕壩工作。
經過簡單的訓練，於士濤被分配到了千層板林場下屬的馬蹄坑營林區工作。“剛開始的幾天我感覺哪裏都很新鮮，跟著營林區主任跑前跑後，幹勁十足。可是沒多久，激情消退，隨之而來的各種困難考驗超過了我的心理預期，夢想與現實的反差讓我幾乎無法承受。”
在聽過老一輩的開荒故事後，於士濤心有感觸，和許多新來的大學生一起開始了新的創業歷程。從一年四季的防火到防蟲到資源管護，從育苗到整地到造林，從割灌到撫育到經營利用，於士濤每天早出晚歸，走遍林場的每一個小班，每一塊林地。“我人變黑了，臉上布滿了壩上‘高原紅’，真正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山裏人’”。
而女友付立華考入中國林科院，攻讀碩士研究生。2008年，付立華畢業留在北京，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到底誰“投靠”誰，出現了一場拉鋸戰。
多次“探親”，付立華最終妥協，於2011年也進入塞罕壩工作。
今年，兩人的孩子已經兩歲多，於士濤也由最初的技術員，變成了塞罕壩林場下屬的千層板林場場長。但工作太忙，作為基層幹部，於士濤差不多一個月才能回家一趟，“孩子跟我不親，完全把我當陌生人”。於士濤有些落寞。
擺在於士濤這班年輕人面前的是經營林場的重任。“創業難，守業更難。”塞罕壩在發展的過程中，整理出了一套適合塞罕壩林場特點的經營模式。在搞好森林經營的同時，塞罕壩還實施了森林旅遊、綠化苗木和引進風電項目等一批優勢產業。2013年旅遊門票收入3800萬元，種苗收入2800余萬元，風電占地補償6500萬元，為森林經營和生態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撐。
“幹林業的都默默無聞，也高調不起來。因為你做的事情，40年以後才能看到結果。”於士濤說，林場的50多年發展，經歷了老、中、青三代，“老一輩的成果在我們手上可不能毀了，我們承擔不起也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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