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廣東的小三線建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在內地的十幾個省、自治區開展了一場以戰備為中心、以工業交通和國防科技為重點的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運動，即三線建設。所謂三線，是按照我國的地域特徵，從戰備角度劃分的三個區域：一線指沿海地區和邊疆地區；三線指四川、貴州、雲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及湖南、湖北、河南等內地地區，其中西南（雲、貴、川）、西北地區（陜、甘、寧、青）稱為大三線；二線指介於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區。一、二線地區各自的腹地又稱為小三線。三線建設主要是指三線和小三線地區的建設。廣東地處華南沿海，是祖國的南大門，按照戰備地域劃分屬於一線地區。而廣東的韶關、梅縣、肇慶以及海南島的山區，由於自身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戰略地位，被列為了廣東小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我國面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蘇關系不斷惡化，蘇聯派重兵進駐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我國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美國制造“北部灣”事件，對越南北方進行大規模轟炸，越南戰爭升級，我國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盤踞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斷進行軍事騷擾，企圖“反攻大陸”，我國東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中印邊界戰爭也日趨嚴重，我國西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與此同時，與我國毗鄰的日本、南朝鮮（又稱韓國、南韓）等國對我國也持敵視態度。面對上述嚴峻的國際環境，“備戰”，已經成為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和後期最為關注的頭等大事。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要準備打仗”，除“第一線和第二線，要搞第三線”，“沿海各省市都要搞點小三線，屬於地方軍工廠”，“三線建設要抓緊”。根據毛澤東多次有關講話精神，1964年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討論三線建設問題的會議。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新建項目都要擺在三線；一線能搬的項目要搬遷，短期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縮小建設規模；在不妨礙生產的條件下，有計劃有步驟地調整一線。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戰備工作和三線建設問題的指示精神，廣東省委按照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指示的原則，加緊對國防工作和三線備戰工作進行研究，著手進行規劃。1964年10月18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出《關於廣東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工作的請示報告》。報告主要內容是：第一，加速地方軍事工業的建設，計劃於短期間內，在我省後方（連縣、連山、連南一帶）建立六個軍工廠：（1）小型槍廠；（2）子彈廠；（3）手榴彈廠、地雷廠；（4）炸藥廠；（5）在海南建一個地雷廠和手榴彈廠；（6）在海南建一個合成氨（平時生產化肥，戰時生產硝銨炸藥）。此外，其餘各專區各建立一個軍械修配廠和手榴彈廠、地雷廠，子彈翻修廠。第二，為了加強三線建設，除考慮建設部分必要的原材料、燃料工業外，擬從廣州等前沿城市中遷建部分民用工業。遷建的工業應該是“少而精”、“小而全”、機動靈活，平時既能立足並有力地支援三線生產建設，戰時又能迅速投入軍需品生產。同時，後方的電力工業要有相應的發展。第三，交通、通訊方面，主要是國防公路和國防通訊網的建設。第四，加強物資儲備和倉庫建設。第五，加速後方農業和山區經濟的發展。第六，適當加強文教、衛生建設。
10月22日，毛澤東看到廣東省委的報告，十分讚同地批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羅瑞卿傳閱，並寫了以下批語：“廣東省是動起來了，請總理約請瑞卿談一下，或者周、羅和鄧、彭一起談一下，是否可以將此報告轉發第一線和第二線各省，叫他們也討論一下自己的第三線問題，並向中央提出一個合乎他們具體情況的報告。無非是增加一批建設經費，全國大約需十五億左右，分兩、三年支付，可以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題，現在不為，後悔莫及。”10月29日，周恩來、羅瑞卿聯名起草了《關於一二兩線各省、市、區建設自己後方和備戰工作的報告》。報告說，討論中大家同意把廣東省委的報告和毛澤東的指示轉發一線、二線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根據具體情況，盡快於12月提出明年和今後3年加強後方建設和戰備工作的具體規劃。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一、二線的後方建設和戰備工作的指示》，並轉發了廣東省委10月18日報告和毛澤東10月22日批語，要求各地“抓緊執行”。
在中共中央統一部署下，為了加強對戰備工作和三線建設的領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指揮機構紛紛籌建。1964年11月，廣東省委成立了以省委書記處書記林李明為組長的廣東省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具體領導全省戰備方面的綜合工作和組織三線建設。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具體工作由省經濟工作委員會第四處負責。1965年6月又在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省人民政府）設立軍工局（對外稱廣東省第二機械工業局），統管全省三線建設和軍工企業、事業生產和建設。
廣東小三線建設正式上馬的時間是1965年，主要活動在“三·五”（1966—1970）和“四·五”（1971—1975）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前後歷時十餘年。
從1965年夏天起，廣東小三線建設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並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第一次高潮。1965年8月，全國搬遷工作會議召開，確定立足於戰爭，搬遷項目實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則，國防尖端項目的建設則實行靠山、分散、隱蔽，有的還要進洞，即“山、散、洞”原則。按照這一戰略部署，廣東省計劃委員會根據廣東省“三·五”計劃提出的任務，從立足戰爭出發，並結合各部門、各地區對戰備工作提出的意見，於9月9日向廣東省委上報了關於當前和1965年三線建設工作的初步方案，提出了如下規劃：第一，加速地方軍事工業的建設。計劃在短時間內在廣東後方連縣、連南、連山一帶建立小型槍廠、子彈廠、手榴彈廠、地雷廠、炸藥廠。第二，為了加強三線建設，除考慮必要的原材料、燃料工業外，擬從廣州等前線沿海城市遷建部分民用企業。遷建地點：分散於韶關區的連縣、連山、陽山、樂昌、乳源、仁化、南雄、始興和肇慶區的封開、懷集、廣寧一帶。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一些對支援戰備必需的民用企業整體或部分紛紛遷往韶關等山區發展。如廣州黃埔吉山水力發電設備廠遷往韶關，建成韶關水輪機廠；廣州黃埔吉山油泵油嘴廠遷往韶關，建成韶關油泵油嘴廠；梅縣汽車配件廠一個車間遷往韶關，建成韶關齒輪廠；佛山動力機械廠遷往韶關，建成韶關柴油機廠；汕頭蓄電池廠遷往懷集，建成懷集蓄電池廠等。廣州市則以從化山區為小三線基地，將鋼鋒配件廠、珠江汽車配件廠、遠程汽車電器廠、軸承廠等搬遷或在從化辦分廠;各地區也設有“小三線”基地，遷進一批工廠。
同時，按照“山、散、洞”的建設方針，廣東在粵北、海南五指山地區共安排了44個小三線建設項目，計劃總投資8278.55萬元。其中，地方軍工10項：計劃投資2918.41萬元，主要建設項目有980廠、946廠、9665廠、9671廠、596廠、806廠、9675廠、9655廠、海南雷管導火索車間等；配套12項：計劃投資2355.64萬元，主要建設項目有通什水電站、海南氮肥廠硝銨車間、連縣氮肥廠硝銨車間、海南鑄造廠、海南木工廠、譚嶺水電廠、星光工卡模具廠、毛丹電站、連南醫院、粵北材料周轉庫、海口材料周轉庫等；公路11項：計劃投資2324.5萬元，主要建設項目有乳源坪溪至陽山嶺背、佛岡前所至英德青塘、連縣新浦至湖南江華、東興防城至白龍尾、仁化至翁源新江、封開江口至廣西梧州、德慶莫村至懷集詩洞、翁源壩子至始興司前、懷集崗坪至廣西信都、海南樂東番陽至瓊中毛陽等；通訊11項：計劃投資680萬元，主要建設項目有海南那大至通什三路載波及無線電工程、廣州二站、韶關郵電修配所、連縣至湖南邵陽三路載波工程、韶關遷站、連縣至懷集至肇慶載波工程（包括肇慶遷站）、廣州至始興至連縣三路載波工程等。一些工程項目戰勝種種困難，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到1966年初就基本建成投產。有的工廠還創造了當年設計、當年施工、當年投產的奇跡。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政治運動壓倒了經濟建設，經濟秩序完全被打亂。從中央到地方，負責三線建設的各級領導大多難逃厄運，被批判打倒的不計其數，三線建設難以正常進行。廣東省“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經濟管理機構都受到嚴重衝擊，省計劃委員會、省經濟工作委員會及一些業務部門、職能部門都被撤銷”，“大批工人、幹部和部分農民離開崗位，卷入了漩渦”，“許多企業停工停產”，廣東小三線建設受到了嚴重干擾。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69年，雖然每年有一些項目還能按計劃搬遷、擴建和新建，但被迫放慢了在建項目的進展。
1969年 3月，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後，中共中央決定加快三線建設步伐。從1969年底開始，廣東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工業建設突出小三線建設，實行“山、散、洞”戰略疏散，在韶關、梅縣、肇慶和海南等山區新建和遷建了一批小三線企業。在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全省小三線建設再次全面鋪開。機械行業先後內遷韶關地區的企業有“省農機二廠、省有色金屬冶金廠、水輪機廠、柴油機廠、油泵油嘴廠、齒輪廠等”，同時“新建和擴建了機床廠、挖掘機廠、軸承廠、工具廠、儀表廠、拖拉機廠、鑄鍛總廠等一批機械企業”。電子行業方面，1969年將“廣州無線電元件二廠遷往連縣，改名為東方紅機械廠（又稱8532廠）;隨後又在連山縣永和鎮和連縣郊區分別建立紅權電器廠（又稱8500廠）、先鋒機械廠（又稱8571廠）。”廣東工學院也在這一時期搬遷到韶關山區腹地；這期間，韶關、梅縣、肇慶等山區還興建了一批小三線企業，如粵北新建了廣東礦山通用機器廠、連南軸承廠等；1970年又在陽山縣建立了北江鋼鐵廠；在韶關、梅縣等地區興建了韶關鋼鐵廠、大寶山礦、梅田礦務局、四望嶂礦物局等；此外，南水、泉水、長湖、潭嶺等省骨幹水電廠也陸續建成併網發電。
1971年，經濟建設的第四個五年計劃開始。廣東小三線建設依然占據著顯著位置，根據廣東省“四·五”計劃安排：全省的經濟建設是繼續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後方。其主要特點是建立以粵北地區為中心的後方戰略基地，建立比較獨立的、平戰結合的經濟體系。廣東“四·五”期間，“全省基本建設投資的60%以上（其中工業投資的70%以上）放在這些地方。”在政府政策、資金的強力推動下，一大批小三線項目陸續在粵北山區建立。以連陽地區為例，“到1972年，連陽地區三線建設共建成軍工廠15間及戰備倉庫2間。先後建起了明華機械廠、衛國機械廠、嶺南工具廠、701廠、702廠、東方紅廠、713廠、714廠、星光廠、利華廠、101廠、南方機械廠、南方修配廠、省半導體器件廠、紅權電器廠、先鋒機械廠等一批企業。”
小三線建設的熱潮也推動了山區工業的急速發展。小三線建設時期，韶關地區“先後建起了華明機械廠、嶺南工具廠、衛國機械廠、南方機械廠、南方修配廠、紅權電器廠、先鋒機械廠、半導體器件廠、利民制藥廠等一批小三線企業;水輪機廠、齒輪廠、油泵油嘴廠、柴油機廠、棉織廠、新華印刷廠等一批企業由廣州等地內遷韶關;韶關冶煉廠、凡口鉛鋅礦、韶關鋼鐵廠、大寶山礦、大嶺冶煉廠、廣東綜合塑料廠、745礦等一批中央、省屬企業陸續建成投產;韶關第一棉紡廠、韶關工具廠、鑄鍛總廠、軸承廠、無線電廠等一批地方工業紛紛上馬;各縣的小化肥廠、小水電廠、小水泥廠、小煤窯等企業也發展起來。”韶關工業初步形成了機電、機械、冶煉、化工、紡織、造紙、電子計算機、化肥等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
1973年後，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特別是中美關系的解凍，中蘇兩國緊張關系也有所緩和，加之國家經濟能力的制約，廣東的基本建設規劃有了較大的改變，基本上沒有再上馬過新的較大的項目。廣東小三線建設此後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使在建工程盡快投入生產。
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葉的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實際上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次大調整，是我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到區域性發展結構的調整。它對廣東小三線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一，改善了小三線地區的交通狀況，構築了小三線地區立體交通網絡的基礎。三線建設時期，廣東對小三線地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據統計，“到1978年，廣東國防工業累計投資4.2853億元。”這些資金投入於小三線建設，對於改變小三線地區的道路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後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以道路交通為例，“從1964年至1972年間，隨著韶關進行小三線建設，新建相當三級公路508公里，改建公路233公里，開通了直達湘南、桂東、贛南各縣的幹線。至1975年4月，全區公路建設全長已達7500多公里。全區所有的公社和80%的大隊都通了汽車。”
第二，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基礎，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三線建設時期，沿海城市的骨幹企業搬遷三線地區，對於改變原工業集中在沿海的狀態，調整工業發展的地區性結構起到積極的作用。如粵北的韶關市借助小三線建設，在17年的時間內就“從只有很少輕工業的小山城，發展成為廣東省的重工業城市”。到1978年底，“全區工業企業達1781家（其中中央、省屬企業73家），工業總產值達149744萬元，比1965年增長4.59倍，占全區工農業總產值的66.2%。”
第三，改變了小三線地區文化教育衛生落後的面貌。三線建設時期，沿海城市的文化、衛生事業機構的內遷，特別是一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內遷，對於改變山區的文化、教育、衛生等落後面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實說明，三線建設對於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誠然，三線建設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又是根據“戰備”要求，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不易解決或無法彌補的缺憾，給國民經濟建設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主要表現：第一，廣東等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把大部分資金投向三線地區，導致沿海地區建設資金短缺，結果影響了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到1978年，廣東的工業基礎仍然很薄弱。”
第二，投資方向過分向國防和重工業傾斜，擠掉了一部分其他方面的資金，對於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第三，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差，損失浪費嚴重，大量資金沒有形成生產力。如當年氮肥工業的建設，“以1斤化肥可增產3斤糧食的片面理由，要求每個縣都要建一間氮肥廠，結果很多廠因不具備生產氮肥的條件而不能正常投產，造成很大浪費。”
第四，由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三線企業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過分強調戰略需要和過於片面推行“靠山、分散、隱蔽”方針，使不少企業進山太深、布點也過於分散，企業組織生產困難很大，以致後來被迫“關、停、併、轉”。以1970年建立在粵北陽山縣的北江鋼鐵廠為例，“因廠址選擇不當，交通運輸十分困難，企業投產後生產不正常，連續虧損9年，被迫於1979年10月關停，併入韶關鋼鐵廠，共造成3629萬元的經濟損失。”而“軍工701廠廠房分布在三條山溝裏，工藝流程長30多公里，很難組織生產，經濟效益很差。”許多三線企業剛剛建成即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造成嚴重的虧損和浪費。這些都是當時沒有考慮到的後果，其歷史的教訓應當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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