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特高課高級特務 他是最隱蔽的中國雙面特工
1939年初秋的一個晚上，中國政府駐香港代表陳策將軍忽然得到台灣黑道大豪林仔滾的一份密信，說要介紹一位朋友和陳策“單獨談一談”。林仔滾是黑道大豪，但不乏愛國之心，曾在陳策將軍堅守虎門要塞時拔刀相助，兩人可算頗有淵源。
這位朋友的名字叫作林介之助。林仔滾說，這位朋友來自日本特務機關特高課。特高課的日本特務？找自己幹什麽？恐怕陳策當時也是嚇了一跳。陳策正琢磨著走進客廳，便見到一個目光犀利的來客。此人身材瘦高，年齡大約30歲上下。見到陳策，他用標準日本式的謙恭微微鞠了一躬，用流利的漢語自我介紹道：我叫林一平，我希望回重慶參加抗戰，請您多關照。
在見到他的瞬間，陳策還無法判斷這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也無法想象此人後來翻起的風浪。
“優秀人才”，黑白兩道通吃
林一平，台灣人，東方諜報史上一個如同變色龍一樣的神秘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頂立，“十一龍頭”“金門半山”，這些都是他在不同場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號。提到林一平這個名字，大家都比較陌生。那麽，林頂立呢？恐怕還比較陌生。
林頂立真正的傳奇，是他在抗戰中的經歷。他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在台灣警視廳特高課的高級特務，擁有日本國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的真實身份，則是中國潛伏在日本特高課中最隱蔽的雙面特工。這是一個黃皮膚的左爾格。
台灣在日占時期，心向祖國的血性男兒並非少數。1912年，同盟會員羅福星發動眾友會起義，1930年島內爆發霧社起義，1937年，抗戰開始第一年，就有以李友邦將軍為首的大批台灣愛國人士返回大陸投入全面抗戰。這位表面上換了日本名字、講得一口流利日語的林頂立，就是一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典型台灣人。
因為精明幹練，他從少年時期就被日本黑龍會在台灣的組織看中吸收，不久轉入警視廳。林頂立以精通各種特工手段，做事機警敏捷，熟悉華人情況而不斷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
但是林頂立實際上對做漢奸深惡痛絕，曾經設計潛入大陸，投報黃埔軍校。只是因為中國政局動蕩，英雄無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灣，暫時棲身。這期間，他結識台灣江湖豪傑林仔滾，福建黑道大豪羅又章等，組成了閩台地區著名的黑道組織———“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稱“十一龍頭”。
軍統得之，如獲至寶
隨著日軍侵華的深入，林頂立這樣在中國黑白兩道通吃的“優秀人才”，更得到進一步重用。日軍派遣林頂立前往剛剛占領的廈門，擔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務澤重信的副手，作為日軍切實掌握福建沿海地帶的一枚重要棋子。
林頂立遂借此機會，取得林仔滾的介紹，先訪香港，拜謁陳策將軍，提出攜帶日軍機密情報反正。
對於林頂立的這樣一個要求，陳策最初的反應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戰以來，被日軍特高課和76號漢奸機關破壞的中國情報機構遍布各地，被捕特工也不計其數，而特高課的大特務上門來投降，這還是第一次！
陳策不愧經驗豐富，他一面接待林頂立，一面火速聯系軍統香港站站長王新衡。王新衡很快回報：此人可信！陳策遂將林頂立介紹給軍統方面。
軍統得到林頂立，如獲至寶，並果斷決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並任命林頂立為軍統閩南站台灣挺進組組長。年底，軍統特工設法為林頂立在廈門設立了秘密電台，從此，高質量的日軍情報源源不斷從林頂立處匯入軍統。
值錢情報，“換”來金條幾萬根
這樣一個原特高課高級特工的反正，其價值對中國方面來說不可估量。
林頂立對軍統的巨大貢獻之一，是從內部挖到日方底牌，為軍統的“對日經濟戰”提供了保障。
從抗戰開始，戴笠的軍統就奉命對日實施經濟作戰。戴笠對經濟作戰一竅不通，因此在軍統內成立經濟處，網羅專家進行實施。他請來的第一任經濟處長是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博士費同澤，費博士學歷雖然很高，但是卻沒有實戰經驗，所以經濟戰進展很糟糕。戴笠馬上換人，任命出色的對日經濟學家鄧葆光擔任副處長，負責實際工作。
鄧是經濟戰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經濟，他曾經準確推斷出日本將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斷依據就是日本各種物資的儲備和消耗。他指揮的經濟作戰也別開生面，是以制造偽鈔為主，一箭雙雕。
鄧葆光認為，日本占領中國華東、華北地區，在占領區大肆進行經濟掠奪，因此，制造大量偽鈔，和敵人爭奪物資，就成為有效的經濟戰手段。當時，銀行家貝祖貽是軍統在上海的暗線。他利用職務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區的各種鈔票交給軍統，戴笠便下令在重慶巨額仿造，而後通過安徽界首武裝偷運至日占區，瘋狂搶購各種物資，並用來賄賂拉攏偽軍將領。
這一招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壓力，物資大量流失，物價飛漲。因此，日軍在特高課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反經濟作戰，不斷更改鈔票，增加檢查手法，意圖恢復對占領區的經濟控制。這樣一來，軍統的假鈔經常被查獲，而如果偽軍將領使用假鈔，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慶的聯系。
但自從林頂立加入後，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特高課每發現一種新假鈔，或者每策劃一種新的檢查手法，林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消息，並提前通知軍統。因此，軍統的印刷廠可以馬上進行相應調整，使日軍雖然變化萬端，卻依然防不勝防。
這套經濟作戰貫穿整個抗戰，它破壞了日本占領區的經濟掠奪，為重慶獲得了大量急需物資，同時，大概也是最重要的，養活了日益膨脹的軍統。據鄧葆光的報告，每年軍統利用“經濟作戰”，用假鈔在日占區“換取”獲得的財富，多達幾萬根金條。
穿越日軍防線，如入無人之境
林頂立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將日陸海軍在東南沿海的布防情報準確傳送給軍統，包括日軍的布雷區、軍艦出入港等情況。二戰後期，盟軍潛艇在中國東海、南海的作戰，許多依據了林頂立的情報。1945年，因為日軍困獸猶鬥，抵抗激烈，美軍曾計劃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為此，林頂立情報組也提供了大量當地日軍布防和戰鬥力以及水文氣象方面的情報。由於日軍8月投降，這一戰役未及實施。
同時，軍統自身也充分利用了從林頂立處獲取的東南軍事情報。戴笠和美軍共同組建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為了獲得美方信任，戴笠攜美海軍中校梅樂斯親自赴東南敵後，車隊穿越日軍千里防線，如入無人之境，直到東海之濱，令梅樂斯大為驚嘆，也對軍統的工作能力產生了更大信任。他當然不知道，通過林頂立，戴早已經對日軍的布防了如指掌，當然知道怎樣趨避了。
暗殺日軍大頭目，鎮定自若
戴笠對林頂立的價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復強調對林提供的情報只能“被動運用”，絕不主動要求林搜求容易導致暴露的情報。
但是林頂立藝高膽大，更做出軍統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揮的台灣挺進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門兩個分組，甚至在鼓浪嶼建立外圍組織“同聲俱樂部”，吸收福建、台灣愛國高層人士，形成了鞏固的抗日團體，其團體成員逐步控制了廈門偽政權的各個部門。
在林頂立的努力工作下，廈門等地的偽組織除偽市長李思賢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們的運作下，廈門成為各日占區組織中最熱鬧、也是效率最為低下的一部分，但日軍卻不聞不問。這是因為當地負責調查控制偽組織的特高課、興亞院和憲兵隊，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頂立手中。
本來這些機關是由日本老特務澤重信控制的。澤重信，1899年生於大阪，士官學校畢業後，轉入陸海軍特種訓練班，長期在總部設於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務機關”工作，擔任日軍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陸海軍特務系統總負責人。
1939年9月，廈門特務機關長田村崇則被中國特工刺殺，澤重信親自前往廈門坐鎮，公開擔任興亞院負責人、地方理事官、華南情報部部長等職務，是日方在廈門的最高指揮人員。他前往廈門時，帶去了自己最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卻不料給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華南的一個日本女特工被軍統拉入組織，為中方提供情報，日方覺察後將其逮捕槍決，與這個女特工有聯系的若干軍統外圍人員均被捕。根據審訊記錄，澤重信發現，廈門暗藏著中國方面重要的特工機關，因此決定順藤摸瓜，投入力量進行偵破。
形式急轉直下，林頂立似乎在劫難逃了。但幸運的是，澤重信找來商量的親信，正是“頭號要犯”林頂立。
林頂立第一個反應是迅速逃走，和軍統局閩南站負責人陳式銳商議。戴笠得到陳通報後，認為林的價值太大，放棄過於可惜，因此決定保護林繼續潛伏，派出漳州站長期潛伏的兩名殺手汪鯤、蘇群英，限期刺殺澤重信。並電陳、林曰：“此一敵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將來羽翼豐滿了，不但華南半壁均要淪入敵手，則整個抗戰前途受影響至深。”
林頂立在關鍵時刻鎮定自若，一面提供澤重信準確的活動規律給行動隊員，一面因為澤重信經常去蝴蝶舞廳活動，便通過“十八大哥”林仔滾，把蘇群英安排到林開辦的蝴蝶舞廳擔任管賬。
1941年10月26日，槍法出眾的汪鯤從蝴蝶舞廳跟蹤澤重信到《華南新日報》門前，澤重信屏開保鏢，和報社社長漢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議，汪鯤果斷掩身路旁，靠樓下水泥柱旁，連發兩彈，均中澤重信胸肋部位。他應聲倒地，當場斃命。林谷大驚失色，抱頭鼠竄。汪乘亂閃入巷中，輾轉潛回藏身處所，伏匿於惠安同鄉、印尼華僑蘇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險潛至鼓浪嶼海灘，泅水至對面嵩嶼登岸。
事後，日軍進行調查，林頂立從中設計，抓捕與澤重信有隙的日僑多人，刑斃數人。自此，林頂立在廈門的地位更加穩固，他繼續為中國抵抗力量提供各種幫助，直到抗日戰爭的勝利。
大膽果斷，心懷故國，潛行狼群之中而安之若素，大約就是對林頂立最好的描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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