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國商會高管：美中關係最終會轉危為安
傅瑞偉：美國不應將中國的經濟崛起看成是對自身的威脅，應多看雙方過去40年合作的成功之處，早日讓兩國關係轉危為安。
美國全國商會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傅瑞偉 ( Charles W. Freeman III )的辦公室距白宮僅幾十步之遙，門口木標牌上有毛筆正楷寫的“辦公室”3個漢字。作為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首席中文翻譯、前駐華公使傅立民之子，傅瑞偉與中國有著與生俱來的不解之緣：他曾擔任過美國對華貿易談判代表、美國頂尖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中國項目主任。
他近日在接受環環（ID：huanqiu-com）專訪時表示，美國不應將中國的經濟崛起看成是對自身的威脅，應多看雙方過去40年合作的成功之處，早日讓兩國關係轉危為安。
採訪期間，傅瑞偉指著辦公室墻上張貼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培養現代化建設的一代新人”等具有中國時代烙印的宣傳畫說：“我是把CSIS辦公室的全部中國家當原封不動地搬到這裏了。”
據他透露，不僅自己子承父業，而且他的子女也精通中文，有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第三代“中國通”。
環環：您的身份有不少轉變，但都與中國有關。這些轉變是否讓您能更好地了解中國？
傅瑞偉：我一直將經濟和貿易問題作為研究中國的首要關注點，將戰略和防禦問題、文化問題作為第二層級的關注點。同樣，我通過商務和經濟問題這樣的路徑來關注美中關係。我的成長時期正是經貿問題成為美中關係首要問題的時候——當時經貿合作推動了美中關係向前發展。
我認為：從中國對外開放之前那幾年的美中交往，到1979年美中建交，再到現在，改變的只是某種美國對中國的商業態度。最初的一切都大有希望，美國商圈非常渴望美中關係強勁提升。我認為，盡管尼克松、基辛格等老一輩美國政治家視美中關係的戰略問題高於經貿問題，而且在那個歷史時期，戰略問題的確至關重要，但隨後經貿問題也年復一年地成為兩國關係的核心所在。
隨著美中關係的成熟和復雜化，兩國經貿問題也變得同等複雜，並使兩國關係更富挑戰性。如果你看特朗普總統的關稅壁壘以及與中國的對抗就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
環環：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您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是否樂觀？
傅瑞偉：當前，我們確實在經受痛苦。未來還很難說，但我對美中關係抱有希望，也很樂觀。我認為，因為美中可以從以往成功（合作）中分享的“共同點”很多、也很重要，所以美中關係最終將轉危為安。
環環：您預期中美經貿談判在約定的90天裏會達成什麼成果？
傅瑞偉：90天太短了。我認為雙方最好利用這90天為進一步談判設定向前走的日程。這90天對美國來說正值節日季，對中國來說也有春節。我還是認為，雙方建立信任是第一步。我確信特朗普政府將喜歡和希望在短期內看到中國購買額外的美國大豆。
環環：您如何看美國當前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態度？
傅瑞偉：“一帶一路”是令人振奮的項目，發展無止境。“一帶一路”給中國以更大的發展空間，對歐洲、拉丁美洲國家的企業來說也是機會。我認為美國只是在一段時間內視“一帶一路”為挑戰，它會日益將“一帶一路”看成機會，並參與其中。
環環：您在研究中國發展問題時會做哪些對比？
傅瑞偉：在美中關係問題上，我和我的父親持相似觀點。我現在也可被稱之為比較老的一代“中國通”了。回溯我父親那一代人，他們認識中國的路徑與現在的年輕人大不相同。現在的年輕人並不太了解美中關係史上的那段“奇跡”，當時雙方的政治制度和兩國人民的生活狀態都如此不同，能跨越巨大差異開啟和建立雙邊關系幾乎讓人無法想象。現在，中國在全球大家庭中的發展壯大令世人矚目，因此，許多年輕人對他們所介入的美中關係期待值與前輩大不相同，或者說期待值更高。
回到我父親的年代，那時雙方的相似點寥若晨星。當我1981年第一次和父親來到中國時，美國人與中國人間的相互交談並不容易。當時在華的外國人是備受懷疑的對象，所以與中國人交朋友是難上加難。當你能交上一個中國朋友時會很有成就感。我在十幾歲時交了第一個中國朋友，我和中國同齡人一起打乒乓球，跟他學北京話喊“好球”。對我來說，邊玩邊學中文樂趣頗多，也很興奮。今天，如果我和美國年輕人談起這些，他們會不以為然。但當時能交上一個中國朋友是件大事，在那個年代是非常不尋常的。
對於所有記得1978年前後美中實力對比的人來說，那時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很小。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應該清楚中國崛起、中國GDP增加背後的本質，而不應像今天的一些美國人那樣將中國的經濟崛起更多地看成是對美國的威脅。正如現在有美國人常批評老一輩說：“你們對中國不夠強硬，你們對中國的經濟崛起未持強硬觀點。”
西方普遍認為中國崛起是個新生事物，認為中國從一個窮國一躍成為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國家。但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曾扮演過“大角色”，改革開放恢復了中國原來曾有過的“大角色”地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美國人看到中國人因為改革開放而擺脫貧困，可以說：這一舉措所產生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大於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其他舉措。世界上不乏幫助窮人的聖人，如特蕾莎修女，但她只能拯救很少的個體脫離苦海，她救不了整個國家。我的意思是如果就被拯救的人數來說：世界上很難找到第二個人能像鄧小平那樣拯救如此多的人，讓他們擺脫貧困，世界上也很難找到第二種政策能像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一樣，讓一個國家取得這樣的成果。
這並非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印度人口也不少，且在人口數量上很快將趕上中國，但印度在改革開放方面遠不如中國。在我看來，中國比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都要開放。現實的中國並非像批評者所指的那樣“還不夠開放”。
環環：您曾提到，“中國正在研究美國失敗的教訓”。在您看來，這樣的研究意義何在？
傅瑞偉：中國在吸取其他國家成功經驗、規避其他國家教訓方面一直做得很好。看看美國所犯的大量錯誤吧，中國已經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教訓。我認為中國不要過多地考慮如何來定義“中國模式”。美國也是這樣，會說“ OK，這是美國經濟模式”。實際上，並不存在精確或特定的“美國模式”或“中國模式”。我認為：努力試圖將自身經濟界定為某種模式的做法，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來說都不太好。
中國確實從歐美、日本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有所借鑒。但我認為中國經濟最成功之處就是“項目試點”——如果奏效就廣泛推廣，如果不奏效就放棄。改革是極富挑戰的。因為我是美國商會的，我相信市場的力量。市場是確定如何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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