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方先提出煽動罪的「檢控時限」法律爭議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今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開審。辯方首先提出串謀刊印及複製煽動刊物罪檢控時限的法律爭議，該罪指黎智英及三間《蘋果》相關公司在2019年4月1日至2021月6月24日（包括首尾兩日）與他人串謀刊印及複製煽動刊物，控方確認其立場是指首篇煽動文章在2019年4月1日發布。辯方提出《刑事罪行條例》第11條指明控方所提出的檢控只可於犯罪後6個月內開始進行，以首篇文章發布於2019年4月1日，最後一篇發布日期在2021年6月24日計算，6個月後便會超過檢控限期，而控方要到2021年12月28日才首次把黎智英帶到庭上正式控告，已超過檢控期限4日。
辯方指控方提控超出檢控期限
辯方提出兩個檢控期限時間點，2019年10月1日及2021年12月24日，認為兩個時間點均是控方檢控期限到期的日子，若串謀煽動首日，即2019年4月1日起計6個月，檢控期限便是2019年10月1日，若從串謀煽動尾日 2021 年 6月24日起計6個月，檢控期限便是2021年12月24日。而《刑事罪行條例》第159D條明確指出，當法律程序的時限已經屆滿，便不能就該罪行提出法律程序，並爭議條例中「begun」及「institute」的定義。辯方認為控方把黎智英帶到庭上正式控告，便屬就該罪行提出法律程序，故控方在2021年12月28日才提出法律程序，便已超過檢控期限。
法官李運騰問到，就辯方所爭議「begun」及「institute」，兩者所指的日期上有何分別。辯方先後指兩者所指的均是被告首次帶上庭，但涉及不同案例。
辯方不爭議本法庭有權處理黎智英案，而且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亦會爭拗本案涉及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並提及蔡玉玲及譚德志案例。辯方又指，控方可以選擇以沒有時限的控罪去起訴黎，但現時控方以串謀控罪起訴，便超出了法定檢控時限；由於控罪是由「串謀」和控罪主體、即「刊印及複製煽動刊物」組成，辯方認為「串謀」罪的檢控時限適用，而非只考慮控罪主體。
辯方：控方須在串謀者達成協議後6個月內提控
法官李運騰舉例指，如多人串謀謀殺，由於殺死人是一次性事件，無法「殺完再殺」，但本案串謀刊印及複製煽動刊物是一連串事件，並非一次性事件。辯方則指一旦達成協議，檢控期限便開始計時，即控方必須在串謀者達成協議後6個月內提出檢控，毋須計算串謀者是否已達到目的。
法官李運騰則認為按辯方的說法，如某人犯下多案，就一連串事件被控數罪，若運用辯方聲稱的檢控期限計算方法，控方或只能控告一連串事件中的最後一件事件。
官質疑必須6個月內提控串謀罪會否出現不公
李運騰法官又問到，依辯方說法，如果有人在6個月後才加入串謀，豈不是能夠逃過法網。辯方回應指，每次有新串謀者加入，那應該視為新的串謀及另外起訴，又重申，由第一次犯案開始，控方有6個月的時間去提出檢控。
李運騰法官提出，如果後來不斷有人加入串謀，控方因以「串謀」控罪起訴，而無法起訴新串謀者，又或如串謀者身在海外，令控方起訴超出6個月時限，會否構成不公？辯方則指這是立法機關的責任。
辯方：黎智英被帶上庭一刻才算提出法律程序
辯方下午繼續爭議條例中「begun」及「instituted」的定義，控方認為「begun」（開始）及「instituted」（提出）法律程序均是同一行為，即控方提出檢控；但辯方則認為，黎智英被帶上法庭一刻才算是提出法律程序。辯方提到「instituted」一字在不同條例中有不同意思，需要考慮內文再詮釋，亦同意不同罪行的起始方法有別。
案件押後明天繼續。法官杜麗冰另透露，本案審訊的農曆新年假期將訂於明年2月12至16日。
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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