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馮廣寧﹕改革要順應社會大勢 [打印本頁]
【明報專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局和系統的改革佈局，贏得外界肯定，不難發現，在內地知識界，不論左派右派，爭論焦點從來都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類改革的方向性問題，而知識界強調的「頂層設計」就是一種全局和系統的改革佈局，它不僅是要為改革確定框架，而且也要為改革確立方向。
有方向才有「頂層設計」
改革的重要性及複雜性，與它的方向性密切相關，假如有方向，有目標，改革就像找到了一條可供攀爬的繩子，能在墮入深淵的危急關頭，贏得生存機會，它同時也是爬上頂峰過程中的一個好幫手。
從地方各級政府來看，改革方向明確，對於根據各地實際情况找準改革重點，作出既符合自身發展需要，又有所突破和具備前瞻性的決策，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廣東佛山市順德區一直是內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不少改革實踐經驗獲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採納，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在解讀全會報告時表示，「改革要順勢而為」，這種對「大趨勢」的強調回答了何謂改革方向的問題，而「你不主動調整，大趨勢會把你調整」，則說明「大趨勢」這種方向性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而轉移，它是在整個社會共同推動下而形成的。改革的方向要與民意取向合流，倘不順應社會大趨勢，就相當於背離民衆意願去談論改革，無異於一句空話，而指望改革取得成效，更是自欺欺人。
回顧中國近代史就能發現，社會大趨勢往往來自底層民衆的共識，它從來不是自上而下大筆一揮能寫成的，依靠上層打造出來的「社會大趨勢」往往是災難的開始。毛澤東時代強力推行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運動，違反了學界所說的「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規律，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幹了和人民群衆意願不一致的事情，其結果便是中國經濟長時間的停滯甚至倒退。安徽小崗村農民當年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拉開農村改革序幕，自謀生路，這與其說是個別人的勇氣，不如說是廣大農民共同的心聲，是集體變革的意願戰勝了恐懼。假如當年中央政府未有順應民意，阻止這場底層的變革，中國恐怕不會有今天的經濟規模與實力。
上層「造趨勢」往往造成災難
那麽，如今的社會大趨勢又是什麽？從經濟層面上說，繼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路向，以調整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結構和盤活可能出現下行的經濟，可以說是目前社會最大的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改為「決定性」，雖然只是兩字之差，但誠如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所言，「這是《決定》的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祛除盤踞在市場頭上的行政壁壘，下放權力，讓屬於市場的回歸市場，並不等於說有了市場就不需要政府，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應該是立法、規範管理、通過財稅等手段調節資源的第二次分配，達到社會公義。
政府應親手造籠關起自己
從政治層面上說，如今民衆權利意識日益高漲，這就必然伴隨着社會參與意願增強及其對政府公開運作的強烈欲望，官員個人財產公開、政府「三公」（公費出國、公務車、公費接待）經費等財政收支公開，都是無法迴避的大趨勢。總而言之，政府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以公開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滿足人民的知情權，另一方面推進政務現代化，進行一次必要的自我完善。
不難看出，改革的核心與關鍵有兩點，在市場經濟中是退出，在政治改革中是公開，不僅要求放權，而且還要把放權後的政府關在自己親手打造的「籠子裏」，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習近平才會強調：「搞改革，現有的工作格局和體制運行不可能一點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穩、沒有任何風險。只要經過了充分論證和評估，只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該幹的還是要大膽幹。」除了足夠的勇氣與信心，能否像廢除勞教制度、有限度開放二孩生育那樣，與社會大趨勢結合，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改革未來的成敗。
作者簡介﹕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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