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馮廣寧﹕改革要順應社會大勢 [打印本頁]


【明報專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局和系統的改革佈局,贏得外界肯定,不難發現,在內地知識界,不論左派右派,爭論焦點從來都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類改革的方向性問題,而知識界強調的「頂層設計」就是一種全局和系統的改革佈局,它不僅是要為改革確定框架,而且也要為改革確立方向。

有方向才有「頂層設計」

改革的重要性及複雜性,與它的方向性密切相關,假如有方向,有目標,改革就像找到了一條可供攀爬的繩子,能在墮入深淵的危急關頭,贏得生存機會,它同時也是爬上頂峰過程中的一個好幫手。

從地方各級政府來看,改革方向明確,對於根據各地實際情况找準改革重點,作出既符合自身發展需要,又有所突破和具備前瞻性的決策,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廣東佛山市順德區一直是內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不少改革實踐經驗獲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採納,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在解讀全會報告時表示,「改革要順勢而為」,這種對「大趨勢」的強調回答了何謂改革方向的問題,而「你不主動調整,大趨勢會把你調整」,則說明「大趨勢」這種方向性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而轉移,它是在整個社會共同推動下而形成的。改革的方向要與民意取向合流,倘不順應社會大趨勢,就相當於背離民衆意願去談論改革,無異於一句空話,而指望改革取得成效,更是自欺欺人。

回顧中國近代史就能發現,社會大趨勢往往來自底層民衆的共識,它從來不是自上而下大筆一揮能寫成的,依靠上層打造出來的「社會大趨勢」往往是災難的開始。毛澤東時代強力推行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運動,違反了學界所說的「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規律,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幹了和人民群衆意願不一致的事情,其結果便是中國經濟長時間的停滯甚至倒退。安徽小崗村農民當年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拉開農村改革序幕,自謀生路,這與其說是個別人的勇氣,不如說是廣大農民共同的心聲,是集體變革的意願戰勝了恐懼。假如當年中央政府未有順應民意,阻止這場底層的變革,中國恐怕不會有今天的經濟規模與實力。

上層「造趨勢」往往造成災難

那麽,如今的社會大趨勢又是什麽?從經濟層面上說,繼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路向,以調整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結構和盤活可能出現下行的經濟,可以說是目前社會最大的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改為「決定性」,雖然只是兩字之差,但誠如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所言,「這是《決定》的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祛除盤踞在市場頭上的行政壁壘,下放權力,讓屬於市場的回歸市場,並不等於說有了市場就不需要政府,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應該是立法、規範管理、通過財稅等手段調節資源的第二次分配,達到社會公義。

政府應親手造籠關起自己

從政治層面上說,如今民衆權利意識日益高漲,這就必然伴隨着社會參與意願增強及其對政府公開運作的強烈欲望,官員個人財產公開、政府「三公」(公費出國、公務車、公費接待)經費等財政收支公開,都是無法迴避的大趨勢。總而言之,政府必須積極穩妥地進行以公開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滿足人民的知情權,另一方面推進政務現代化,進行一次必要的自我完善。

不難看出,改革的核心與關鍵有兩點,在市場經濟中是退出,在政治改革中是公開,不僅要求放權,而且還要把放權後的政府關在自己親手打造的「籠子裏」,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習近平才會強調:「搞改革,現有的工作格局和體制運行不可能一點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穩、沒有任何風險。只要經過了充分論證和評估,只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該幹的還是要大膽幹。」除了足夠的勇氣與信心,能否像廢除勞教制度、有限度開放二孩生育那樣,與社會大趨勢結合,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改革未來的成敗。

作者簡介﹕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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