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圖：薄案證《國敗論》 增長須改制

morris_2007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及哈佛大學兩位學者艾塞默魯和羅賓森（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合著的《為何國家會失敗》（又稱為《國敗論》）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提出了警告，指中國的政治及經濟體制若不向「廣納式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邁進，讓更多人分享政治權力和經濟機會，繼續由一小撮統治精英以「榨取式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獨佔權力和財富，經濟增長的動力將逐漸消失。剛審結的薄熙來案為這個警告提供了適切的註腳。


不容「創造性破壞」難增長

《國敗論》的作者指出，當一個國家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政府，能夠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以及統籌經濟資源調配，包括土地資源和勞動力，即使只是挪用別國的發明和技術，也能夠在一段時期內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蘇聯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是，持續的經濟增長須倚靠創新，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而創新必然帶來對舊的生產機制、方法和企業的破壞，這就像蘋果、谷歌、面書等數碼科技企業崛起，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柯達、惠普、諾基亞等傳統科技企業的衰落。在政治和經濟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和尋租的惡性循環牢不可破，「創造性破壞」難以出現，這是對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大局限。

作者認為，中國自1978年起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領域從榨取式體制逐漸過渡到廣納式體制，例如農民用包產到戶方式實現了私有產權，農民獲准進大城市打工實現了自主勞動，民營企業的出現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壟斷，這些體制改革結合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增長動力，令中國取得了長逾3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隨着中國的人均年收入達到小康水平，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紅利逐漸消失，政治體制僵化形成的鳥籠經濟局限不斷浮現，例如多個重要經濟領域長期由大型國企壟斷，民營企業家作重大投資決策要取得黨政領導支持，貪污腐敗增加經濟交易成本及降低效率，法制缺陷令私有產權及意念創新得不到有效保障，這些都是阻礙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制度障礙。作者指出，另一重障礙來自內部權力鬥爭，榨取式政治體制為少數權貴帶來巨大財富，經常觸發爭權奪位，威脅社會穩定。最近宣判的薄熙來案為這一論述提供了適切的註腳。


顏色革命難破獨裁

然而，《國敗論》的作者並不看好顏色革命，因為歷史上有無數例子證明，如果一個國家在革命前不存在多元政治力量，例如前東歐國家的天主教會、工會和大學學者，革命或政權更迭後多數不會出現開放多元的民主體制，只會由另一個獨裁政體取代原來的獨裁政體，就算有定期的普選也是如此，非洲和中南美洲有大量實例，近年中東地區在顏色革命後看來也逃不過這個宿命。作者認為，英國和美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更佳的啟示，即統治精英為了防止王權獨裁自願接受公平法律制度的約束，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逐步下放政治權力，擴大議會的民選基礎，將社會上的不同聲音納入決策體制，以及不斷打擊壟斷性財團，刻意促進國內和國際競爭及保護知識產權，這些漸進而持久的體制改革更能刺激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


內部權鬥威脅統治

中國的領導層向來是認同漸進式改革的，對進一步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也是有決心的，但對於政治領域的體制改革卻裹足不前，害怕改革會觸發廣泛的民眾參政反腐要求，動搖中共官僚的權力壟斷地位，以及由此地位而來的集體經濟利益。

薄熙來案帶出了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當一個省或市的領導人壟斷了轄區內的行政、立法、執法、司法、傳媒等權力，區區公安局長就可以狐假虎威，藉打黑之名隨意掠奪商人的財富、包庇殺人滅口、監聽權貴政要、收集黑材料作日後要脅之用，領導者可以隨意將異見者關進黑獄一控再控、協助政商界盟友積聚巨額財富、收買中央政要編織政治保護傘、爆料抹黑政治對手，這對中共統治集團造成的威脅，其實比民眾的不滿更嚴重。


「廣納式體制」支撐持續增長

改革肯定有風險，不改革風險更大，這就是中國當前立於十字路口的寫照。內地知識界對這形勢洞若觀火，有人主張攻堅，直接改革政治體制，例如將民眾海選從基層村政權提升至縣和鎮、區的層次，也有人主張引入分權和制衡，例如將各行政級別的執法及司法權力收歸上級或中央，以垂直領導代替橫向領導，令省市一把手不能隨意干預公檢法的運作，令司法回歸專業，減少冤假錯案。到底哪一種改革能夠令中國政治體制走向「廣納式體制」，從而為經濟改革和持續增長提供制度支撐，認同改革的人可以再三辯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單靠經濟開放而政治抱殘守缺就像一條腳走路，是不可能走得長遠和持久的。

劉進圖
作者是《明報》總編輯

明報

講到尾國家能否興盛要睇人民是否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