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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古文疏證》辨正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
唐代後期以來，一股疑古辨偽之風，歷經宋、元、明而至清代，其勢越刮越猛。以清代前期姚際恒所著的《古今偽書考》為例，他將經、史、子類中的七十種古籍，如《易傳》、《大戴禮》、《孝經》、《孔子家語》、《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尹文子》、《公孫龍子》、《慎子》、《孔叢子》、《司馬法》、《吳子》、《尉繚子》等，均加以“其論膚淺”、“淺陋之甚”、“為後人偽造無疑”、“其偽昭然”的評語，統統判為“偽書”。不少學者以為，所辨出的“偽書”越多，他的成績就越大。其時辨偽的風氣彌漫於學術界，學者們以辨偽之功而互相標榜。
有的學者不滿足於泛泛而談的疑古辨偽，而轉為“專攻”一部或幾部古籍之偽。差不多與姚際恒同時，有一個“頗熱中於榮利，在立身行己方面不甘淡泊自守、頗為人所譏的學者”閻若璩，他沉潛鉆研三十余年，寫出了《尚書古文疏證》（一作《古文尚書疏證》，以下簡稱《疏證》）一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列舉128條論據，證明古文《尚書》之偽。此書一出，立刻得到一些學者的吹捧，成為辨偽學史上的一部代表作品。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核就會發現，他的絕大部分證據都是似是而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一、篇數不合問題
閻氏《疏證》最重要的“證據”之一，是對孔壁本多出篇數的區分。他因此將這一論證置於《疏證》開篇（第一）：“《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藝文誌》：‘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註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雖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雲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按《疏證》中相關論述大約兩千余字。
人們不禁要問：除武帝時壞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難道在幾百年中的其它時間和地點就不能發現古文？西漢末劉歆就說：“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漢書?楚元王傳》）。顯然，篇數不合，決不能定“偽”。
二、三家本與孔傳本（上）
兩漢今古文《尚書》源流“最糾紛難辨”，由“杜林本”入手比較直接：它是東漢“遂顯於世”的《古文尚書》源頭。《後漢書·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賈逵（30∼101）、馬融（79∼166）、鄭玄（127∼200）所註《古文尚書》都是“杜林本”（以下簡稱“三家本”）。按王肅（195∼256）所註亦此本。閻氏《疏證》認為：“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
（《疏證》第一百六）。兩漢之間《古文尚書》傳遞過程的關鍵問題有二：一是西漢今古文《尚書》之爭；二是賈、馬、鄭、王四家所註“杜林本”《古文尚書》的由來和性質。二者間存在因果關系。
歐陽、大小夏侯立於學官之所以能夠輕易取代晁錯的傳授，因為三家師說的解讀質量都要好於後者。在“歐陽氏學”立於學官後，大小夏侯之學得以再立的主要原因，是三家同屬一系（伏生本）且彼此同門（《漢書·儒林傳》：“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倪）寬”）。由此構成三家之間同門、同系、彼此支持的鼎足之勢。所謂肥水不流外家田。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古文尚書》等“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受到“諸博士”斷然抵制。於是他“移書太常博士”予以責備。三家竭力排斥孔氏《古文尚書》立於學官的原因是後者的文獻優勢和政治威脅。
文獻優勢指：（1）孔氏《古文尚書》在經文篇數上包容且多於伏生本；（2）在經文的文字質量上優於伏生本；（3）“孔氏傳”在解經質量上至少不差於三家師說且很可能更好。夏侯勝（大夏侯）與夏侯建（小夏侯）是叔侄關系，《漢書·兩夏侯傳》記二者間一段對話耐人尋味。勝指責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夏侯建所謂“敵”不是政敵，而是“為學”方面的敵人，當指《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優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大小夏侯這段對話在劉歆爭立古文經之前，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之後，這提示今古文《尚書》之爭並非肇端於劉歆爭立。
政治威脅指西漢太常博士學官一直是“讀書做官”之階梯，是謀取利祿的重要資源。夏侯勝（大夏侯學創始者）經常教導其弟子：“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假如只有《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則立與不立並不構成政治威脅，關鍵還有傳人，還有“取青紫”的異己勢力。《古文尚書》傳人是漢成帝（約在河平三年後十余年間）“傳問民間”被找到的“膠東庸生之遺學”的傳學者，這門“遺學”的師說當即“孔氏傳”。
一俟孔氏《古文尚書》得立，在文獻方面足以取代三家《今文尚書》，在政治方面將直接威脅一個勢力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今文博士排斥《古文尚書》的道理自然不能明說，他們只能提出一個毫無道理的道理：“以《尚書》為備”。由此可以更準確理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對今文博士的指責：“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左氏春秋》、《逸禮》及《古文尚書》）。……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以往學者大多認為，劉歆爭立的主要文獻是《左傳》；其實此次爭端最敏感者是《古文尚書》。
由於反對勢力極大，劉歆爭立雖得哀帝支持仍告失敗，並“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他畏懼報復，自請外放“補吏”，輾轉數年“歷三郡守”。大約十年後（約在平帝元始四年），雖有公孫祿等激烈反對，劉歆爭立古文經（《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終於成功。這是雙方勢力對比發生變化（王莽專漢政，劉歆為羲和官）的結果。不久，新莽改制失敗，引發綠林、赤眉起義，繼而王莽被殺，劉秀稱帝。東漢初期廢除莽時所立古文經，五經博士恢復到劉歆爭立前的情況。只有《左傳》立於學官，由於今文家極力反對，不久即廢。
此後，終東漢古文經未能再立學官。“以《尚書》為備”雖毫無道理，但其中包含一個重要原則，即《尚書》的“合法”篇目已經夠數，其訓傳亦限制在三家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學之內，任何篇數和訓傳的改變斷然不可，一概封殺。今古文《尚書》不同有三：字異，篇異，訓傳異。今文博士的“底線”在篇數和“訓傳”。杜林所傳《古文尚書》的情況恰可說明這個問題。
《隋書·經籍誌》：“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余絕無師說。”《隋書·經籍誌》成書於唐太宗、高宗之間（641∼656），當時馬、鄭、王三家所註“杜林本”尚存；《尚書》漢魏《石經》在唐貞觀初雖已“十不存一”，但“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隋書·經籍誌》關於賈、馬、鄭註“杜林本”的記載並非得自傳聞或猜測，而是對尚存文獻進行具體比照的結論。因此，這是一條十分可靠和重要的史料。歷陳、隋、唐的“三朝大儒”陸德明（約550∼630）撰《經典釋文》要早於《隋書·經籍誌》的成書，因此他的文獻考察結論更加可靠：“今馬鄭所註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這裏有必要對伏生本、杜林本和孔壁本的篇目及篇數作一簡要說明。《史記》、《漢書》皆雲伏生本為“二十九篇”，其篇目大約是“後得《泰誓》”加上二十八篇：《堯典》（包括《舜典》）《臯陶謨》（包括《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包括《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關於“杜林本”三十三篇，《尚書正義·書序》孔《疏》認為是：“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孔壁本多出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鹹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按還有一些不同說法。無關宏旨。
杜林（？∼47）“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的具體情況已經無從考知。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引鄭玄《書贊》雲：“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從賈、馬、鄭、王註本的情況看，第一，“杜林本”與孔傳《古文尚書》有淵源關系（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第二，賈、馬、鄭註“杜林本”在“遂顯於世”以後，其原有情況已發生改變：（1）沒有《孔傳》（及傳說絕無傳者），（2）篇數與今文《尚書》相同（亦無其五十八篇），（3）《書序》“總為一卷”篇次也不同於孔傳本。（4）經文中“又雜以今文”。故陸德明《經典釋文》說它“非古文”，《隋書·經籍誌》說它“非孔舊本”。
這個本子的形成與上述今文博士“底線”有直接關系，是今、古文家兩股勢力彼此擠壓、磨合的結果，今文家占有壓倒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奇跡發生了，古文《尚書》居然得以流行於世。與此同時，一個適應性變化也隨之完成──它已經“非孔舊本”，只是孔氏原本為適應“底線”的一個“變種”。東漢太常博士用以教學課試和錄用官吏的正式教材，一直是三家今文《尚書》學。與這個版本形成有直接關系的杜林、衛宏、徐巡、賈逵等人都是小學家，這個版本得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在小學（文字訓註）方面，它可以彌補今文《尚書》版本質量的不足。
漢末盧植（鄭玄同時人）上書提到：“古文科鬥，近於為實，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後漢書·盧植傳》）”。“厭抑流俗”是今文博士對古文經的排斥；“降在小學”是“杜林本”的功能。這說明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排擠於東漢一世從未松懈。《尚書》古文經雖在秘府，但束之高閣。建初四年（79）白虎觀會議由太常機構主持，今古文問題不在議程中，所論“《五經》同異”只限於今文諸家經說的同異（由班固撰《白虎通義》）。賈逵“數為帝言”並逐漸流行於世的賈馬鄭註《古文尚書》（包括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書孔氏》）都只是這個“變種”版本，曹魏正始《三字石經》也是它。
劉歆以下漢代經學有兩個主要弊端，一是讖緯之風，二是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長期排斥。這是由於伏生本的版本質量遠不如孔壁本，導致今文博士的“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版本質量也是孔壁本最終取代伏生本的唯一原因。當利祿、權勢與學術糾纏在一起，永遠不會有什麽好結果。今文博士持續百余年“專已守殘”的“學術行為”，只能用兩個字來描述：邪惡。
三、三家本與孔傳本（下）
關於三家本的篇目和性質問題，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有篇幅較大的專題論述。他的結論是：“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紀昀《四庫提要·說文解字》有千余字案語專論此事（論據包括《隋書·經籍誌》“非孔舊本”一條），其結論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許）慎稱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安國舊本也。”通觀《四庫提要》可知紀昀相信孔傳《古文尚書》是“偽書”，他此辯本意是為“修正”《疏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牽於此句（慎稱為孔氏本），遂誤以馬鄭所註為孔氏原本，亦千慮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於此。”紀昀結論與孔穎達十分接近。所不同者，他將杜林本源頭直接追溯到“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這個問題已經很難證實。他對此下過一番功夫，關於賈馬鄭王註本篇幅（止二十八篇）和性質（非真見安國舊本）的見解比閻氏更加客觀合理。
閻氏自謂《疏證》全書“根柢”是：“予之辨偽古文，吃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為《舜典》……等二十四篇，……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托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第一百十三）。”由於紀昀“修正”對《疏證》“根柢”的殺傷力太大，故此後的《古文尚書》“證偽”者很少有人采納他的意見，而是一路“誤”到底：“以馬鄭所註為孔氏原本”。閻氏以後（至今為止）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賈馬鄭王註本就是“孔氏原本”，相關論述篇幅頗大，雖然依據極不充分，且相反證據又很多，居然漸成“定論”。
在《尚書正義·堯典》中，孔穎達引鄭玄《書贊》雲：“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孔穎達據此認為：“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以往的《古文尚書》“證偽”者（包括閻若璩，見《疏證》第三），大多將此作為鄭玄與孔安國之間存在師承關系的一個重要證據。細讀這一條內容，“亦好此學”的意思是“也喜好這門學問”，而孔安國是“《尚書》古文學”的創立者，並非“亦好此學”的人。因此，孔穎達對此很可能有文義方面的理解錯誤，鄭玄所說的這個“安國”並非孔安國，鄭玄亦確實未註過古文《尚書》。
閻氏《疏證》以大量篇幅（不少於5000字）說明“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其意圖在於：如果三家本是“真古文”，由於東晉梅賾所獻孔傳《古文尚書》“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賈馬鄭註本）不合”，自然就是“偽古文”。閻氏《疏證》號稱“博極群書”，於《隋書·經籍誌》中有關《尚書》部分的內容多有引證，唯獨關於賈馬鄭註“杜林本”的一條關鍵性史料只字不提。對於《經典釋文》內容的引與不引也是這種情況。為什麽？因為在被他故意忽略了。
四、虞夏書之分
《疏證》“證偽”專題之一是兩漢至魏晉今古文《尚書》諸傳本的篇卷劃分。其中，“《虞書》《夏書》之分”是一重要證據。《疏證》（第四）：“《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左傳註》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註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閻氏此條基本思路是：如果“東晉梅氏《書》出”之前沒有“《虞書》《夏書》之分”，“梅氏《書》”的這一劃分就是作偽證據。
上文共提出五條證據。前三條來自《尚書正義?堯典》孔《疏》：“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夏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雲‘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雲‘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別文所引皆雲‘《虞書》曰’、‘《夏書》曰’，無並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雲《虞書》而雲《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
孔穎達上文分析《虞書》、《夏書》分合問題提到兩種情況：其一，東漢馬鄭註本皆曰“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其二，孔傳本“虞、夏別題”。所謂“虞、夏同科”，是伏生今文《尚書》“學官”講學時將《虞書》、《夏書》劃入同一“教學單元”，故合稱《虞夏書》；此即鄭玄所謂“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但是，這種情況並不說明先秦、兩漢乃至西晉沒有《虞書》、《夏書》的劃分。比如，先秦文獻引《書》“無並言《虞夏書》者”；又如，《左傳》引《書》多有區分《虞書》（文18）、《夏書》（莊8、僖22、僖27、襄26等）的例證，只是在分法上與孔傳本有所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介於二者之間，在合的角度有《虞夏傳》，在分的角度又有《虞傳》和《夏傳》。兩漢間立於學官的《尚書》今文諸家（歐陽、大小夏侯等）同出伏生之學，因此這種既有分、也有合的現象是一個過渡點：此前只有分，沒有合；此後既有分，也有合。揚雄《虞夏之書》、杜預《虞夏書》是合稱，許慎《說文》“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則是“別題”。
由於上述情況，孔穎達並未在分合之間強作非此即彼的判斷；他認為兩種情況都存在，事實也的確如此。用閻若璩自己的話說，“學者試平心以思”，在孔穎達的征引和分析中並不存在可以拿來“證偽”的線索。閻氏的前提是“有罪推定”，強執一端，他在“書縫”中找到這條“證據”十分勉強，為此他在文字上頗下了一番功夫。比如，孔穎達說“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閻氏改作“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伏生《尚書大傳》既有“分”、也有“合”的情況實際上是閻氏判斷的否定證據，如此顛倒語序可以淡化“分”而強調“合”，產生一種邏輯誤導效果。但畢竟不能抹殺“分”的存在。因此，這一條證據實際上也是捏造出來的。
如果說伏生《尚書大傳》的分、合情況已經使閻氏捉襟見肘，那麽許慎《說文》的“反證”則足以推翻其立論。他分明知道這條“反證”的存在，並在後文中提到──《疏證》（第七十八）：“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於引今《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他對這條“反證”可以擊中其要害的情況十分清楚。為此他又作了一些手腳：一是將“反證”與正面討論內容分開，將正面討論放在顯要位置，將反證“隱藏”在一個不引人註意的“角落”裏（“支蔓”的用處）；二是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三也是以攻為守，對“反證”提出質疑：“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如果是一個在學術上還有一點品位的人，既已知反證的存在，也就不會強行立論；若是事後知道，可以用刪除加以修正。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作了一系列捏造證據的手腳──顛倒語序是耍了一個小聰明，將反證分開並“藏”起來則頗有心計，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已是無賴手段。
五、孔安國的早卒與家獻
孔安國《書大序》提到，他作傳既畢二次獻書，遇巫蠱事未能立於學官。閻氏《疏證》的基本思路是：《書大序》、《孔傳》和“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某人的偽作。如果《書大序》提到的情況屬實，就意味著不存在偽作。這是一個“要害問題”，他必須提出證據給予駁難。他提出“蚤卒”、“家獻”兩個著名“證據”。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疏證》（第十七）：“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倪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醜，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於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
《疏證》後文提到（第十七）：“向雲安國為博士，年二十余。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閻氏關於孔安國年歲的兩個推算頗有心計，“五十七八”是盡量拉長，“不滿四十”是盡量縮短；由此造成鮮明反差，再以“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作為依據，進而確定縮短的年歲才符合“蚤卒”含義。實際上孔氏子孫在安國前連續四代都是五十七歲，“不過四十、五十”也有盡量縮短之嫌。
閻氏推算巧則巧矣，但並不能排除安國實際年歲在兩個數字之間。漢武帝用人不拘，超遷之事歷歷可數：“蔔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虜”。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為儒家宗師，安國為孔子嫡孫。因此，漢武帝超遷安國（18∼20歲）為博士的可能性極高。《漢書·藝文誌》：“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上述情況下，由於當時《尚書》博士所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又由於“孔壁本”出自孔子舊宅，是孔學之正宗，且其篇數多於前者，文字質量好於前者（後文具體說明），故漢武帝詔令安國“為五十九篇作傳”盡在情理之中。 張湯為廷尉的下限在元狩二年（前121）。上推5年（前 126），安國19歲為博士，次年（前 125）教倪寬。一年後（前 124）倪寬通過考試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又過三年（前 121）武帝以張湯為禦史大夫，這一年安國24歲。漢武帝征和元年（前92）巫蠱事起，安國“甫獻《書》而即死”，大約54到55歲。閻氏在《疏證》另一處地方（第一百四）為說明相反問題引《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這裏剛好拿來以其矛攻其盾：既然“下壽六十”，那麽五十四五歲（甚至按照閻氏所說五十七八歲）為什麽不能說“蚤卒”？
再者，“蚤卒”也可以用來表示對逝者事業未竟而身先逝的一種惋惜。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問古文，有這樣的心情也屬正常。
《疏證》（第十七）：“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雲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雲：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前漢紀·成帝紀》開篇615字（計標點）到《疏證》所引內容：“魯恭王壞孔子宅，……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再向後1070字（計標點）。通計此一千七百余字範圍內，除“孔安國家獻之”一處，“家”字凡26見，除兩處為人名（子家）外，其余24處“家”字含義均與學術有關；這是因為，這一大段文字專講學術源流，即五經、諸子以學名家者的師承傳授情況。比如，“孔子……後世諸子，各……成一家之說。……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又如，言五經師說，於《易》施、孟、梁丘之學曰“此三家者”，高氏、費氏曰“此二家者”，於《春秋》曰“公羊家”等。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漢書?儒林傳》所謂“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指安國為《古文尚書》作章句訓詁，也就是撰寫《孔傳》；所謂“因以起其家”，指“起”其孔氏“《尚書》古文學”的“師說”、“家法”。《前漢紀》“孔安國家獻之”，指安國完成以學名家的訓傳之後的第二次獻書。
針對閻若璩上述說法，毛奇齡《冤詞》已經指出：孔安國第二次獻書因“遭巫蠱，未立於學官”一事，並非安國《書大序》自家所雲，而是《漢書》、《前漢紀》等史書多處提到的內容。還有一個值得註意的問題，即上引史料提到孔安國獻書由於“遭巫蠱”而未能列於學官。《漢書》也提到別的經傳家法未能列於學官的情況，如《藝文誌》：“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儒林傳》：“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兩種情況明顯不同：後者只說“未得立”、“未嘗立於學官”，而前者則強調了未立的原因。言外之意，如果沒有“遭巫蠱事”將“孔壁本”列於學官本在擬議之中。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講得更加明確：“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前面有決定“施行”，後面才能有“未及施行”。這些都是對安國《書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的史料呼應。
全文請看：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573376&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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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發表於 2012-1-6 2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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