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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廣東東莞“三級地震”拉開了習近平時代打擊賣淫嫖娼的序幕,那麼對四川“黑老大”劉漢以及黑金帝國的連鍋端,則是習醞釀一年之久掀起的打黑風暴。前者借掃黃之名打擊公權力,為反腐開辟新路;後者則將打黑作為前奏,一步步挖出背後潛藏著的大老虎。兩者的成功之處在於,打擊極少數,取悅大多數。
說起打黑,很多人不自覺地聯想到薄熙來在重慶時的唱紅打黑。日薄西山時,曾有不少聲音認為,薄熙來政治遺產的某些方面有可能繼續留存下去。因為薄熙來是他那一代人裏唯一真正試圖走出精英特權階層的小圈子、直接與老百姓對話的領導人。他在重慶執政期間的唱紅打黑運動雖然受到許多人的厭惡,但辯護者可能會說,薄熙來對重慶那些蛇頭、黑社會老大和犯罪團夥首領的打擊,至少使社會朝增強法制和提高可預測性前進了一步。
雖然薄熙來的打黑被證實為“黑打”,但不可否認遺產的某些方面確實留存了下來。一方面,小規模的“殺富濟貧”是大有市場的。比如對劉漢集團的打擊,就贏得了不少民意支持,尤其是那些四川本地敢怒不敢言的受迫害者,更是炮竹連連,以示慶祝。另一方面,在官商早已自動捆綁為命運共同體的當下,打擊錢袋子、白手套,就是在打擊背後的保護傘,也是當局不願意放過的維護執政合法性的一大籌碼。民眾的期待,加上當政者的現實需要,意味著打黑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
不滿足於當局隱去政治問題給薄熙來治罪的自由派則認為,審判薄熙來不等於清算了“重慶模式”。“文革”結束後,官方還曾有過一段不徹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來倒台一年有余,當局卻從未對“重慶模式”進行過任何反思乃至討論,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與其說重慶模式是薄熙來的遺產,不如說是薄熙來對毛澤東遺產的再利用,將其再次復活。待到習近平打黑旋風刮起,繼而順理成章被看做是這一預言得以驗證的籌碼。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隱去薄熙來的政治問題,是自我保全的一種策略,因為不想讓政治鬥爭被進一步放大。延續打黑,卻不是對薄熙來政治遺產的繼承。更確切的說,薄熙來打黑實為黑打,是扭曲了的打黑,如李莊案、任建宇案,背後是薄個人家天下的政治野心。習氏打黑在逐漸走上正軌,放長線釣大魚,也是對薄熙來政治遺產論的一種粉碎,何況這條大魚背後還有一只奄奄一息的大老虎。
習近平上台至今,雷霆動作不可謂不多不大。從整風運動到鐵腕反腐,從意識形態之役到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掃黃風暴到打黑巨浪,將這些大動作匯集起來,不難看出具有習氏色彩的重構社會秩序的終極目標。這一終極目標,包含有兩大構成要素:一是建立一個充滿正氣、為官清廉的格局;二是社會上不容許有黃、賭、毒及黑社會的存在。此兩大構成元素具有很強的指向性,前者對應著官員的貪腐,包括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揮霍公款、買官賣官等;後者對應著黃、賭、毒的猖獗肆虐,社會風氣的敗壞和沈淪。
面對世風日下、無官不貪的現狀,仇官仇富的情緒井噴,很多人懷念建國之初的大鍋飯時代,薄熙來唱紅打黑正是抓準了這一命脈,所以很快虜獲了人心。但薄的終極目標與重構社會秩序沒有絲毫瓜葛,相反地,是在打破尚存的社會秩序。從重慶事變之後的種種跡象來看,比如毛左派聯合起來為文革吶喊助威,左派意見領袖在公共事件中制造事端,破壞性的余毒可見一斑。
劉漢黑金帝國的倒塌,只是習近平重構社會秩序終極目標的一部分。早已被“盤活”的劉漢朋友圈裏,不僅有黨報官媒點了名的周永康之子周濱,還有習上台後第一個被拿下的省部級官員李春城。下一步,如《人民日報》的預告——劉漢涉黑犯罪集團被摧毀,其背後的“保護傘”也將隨著案情的進一步審理而公之於眾,是為重構社會秩序這盤棋局中至為關鍵的一步。
熱播美劇《紙牌屋》第二季中,男主人公Frank在與一位馮姓中國紅二代對話時曾有過這樣一句台詞,“毛已經死了,他的中國也死了。”消極派從這一台詞中生發了對中國未來的擔憂,積極派則從這一台詞在大陸播放時未遭到刪除而有了“毛的中國已死,習的中國正在到來”的觀感。撇開文藝作品對現實政治的隱射,毋庸置疑的是,打倒一個劉漢集團,還會有更多的劉漢冒出,同樣地,打倒一只大老虎,也不能徹底杜絕下一個大老虎出洞。習氏打黑意欲重構的社會秩序帶有很強的個人理想主義色彩的印記,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補救策略。退一步來說,即便如此,此番大動作能起到震懾官場、贏得民心的作用,能化解“亡黨亡國”危機,也足矣。
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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