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被流言掩蓋的真實生活：工資和江青AA制

孤寂如雲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37年後，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憶，這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誤讀。從衣食住行到個人財產，從性情到健康，各種真假難辨的說法在流傳。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黃建新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時，痛心地說：“這些漫無邊際的造謠誹謗，給主席的名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

衛士周福明，管家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王明富，保健醫生王鶴濱······他們跟隨毛澤東多年，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不僅是領袖，更是親人。面對流言和誤讀，他們比誰都氣憤、都痛心。在吳連登看來，“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主席不夠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將不攻自破。”

“這些年，社會上有很多對主席的不實言論。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來回應，但如果我們也保持沈默，就太對不起主席了！我們有生之年，還是要盡力多講一講，還主席一個清白。”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我們不能沈默了，知情者有話要說。”“我們只講真話，只講對歷史負責的話。”


生活篇

生活上不愛享受
飲食上粗菜淡飯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從西柏坡進京後，毛澤東先是住進了香山雙清別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後，他先後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和遊泳池居住了很長時間。坊間有猜測，是不是這兩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神秘之處？作為貼身衛士，周福明了解毛澤東的許多生活細節，他向記者講述了真實情況。

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雲軒進行。主席喜歡那裏的原因之一，是菊香書屋有北京內城的最後一塊耕地，主席覺得整個環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趁主席離京外出考察期間，對紫雲軒進行了一次維修。主席回國後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為不悅，一段時間後便搬到旁邊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來了。更衣室很狹小，條件差，並不適合作起居室，主席卻說：“太小了怕什麼，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只好將游泳池的小傳達室布置成主席的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游泳池沒有廚房，飯菜仍在菊香書屋做，再給他端過來。

主席在豐澤園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舉在手裏，經常一舉就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後來，主席授意我把超過200頁的書分裝成冊，這樣拿著看容易些。

幫主席理發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熱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發，我還負責幫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歡泡澡堂子，也不喜歡淋浴，最喜歡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煙

毛澤東對物質生活的要求簡單至極，但煙癮非常大。有人說，毛澤東的煙是特供他一個人抽的，還有專機負責運輸。對此，生活管理員吳連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對吃、穿、用都沒有講究；家裏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什麼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好辦，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那裏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開始對雪茄產生興趣。有一次，主席在遊泳池的會客室召集領導們開會，坐在旁邊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眼巴巴地看著他。開會時一般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國外進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煙廠制作的，工藝確實很講究，一般廠子短時間內還學不會。

警衛孟進鴻承擔著給毛澤東找煙的任務。他回憶說：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造反、大串連，社會秩序大亂，生產這種雪茄煙的煙廠不能正常運轉了，主席的煙就供應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請成都軍區把任務交下去，讓軍區給中央送機要文件的同志把煙帶過來。同時抽這種煙的還有李先念等幾位領導。

主席抽這種雪茄煙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抽不動，通氣不大順暢，要用細鐵絲紮幾個孔才能吸；二是這種煙一頭粗一頭細，粗的一端供點火，細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時拿起來就吸，有時就把粗的一頭放在嘴裏，細的卻不易點著，也不好抽。我們就請卷煙廠的師傅研究對策。為解決抽不動的問題，他們把裏面的葉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張不變，這樣吸起來就通暢多了。煙卷好後，把細的一端切掉，保持兩頭一樣粗，成圓柱形，且煙的長度不變，這樣吸哪頭、點哪頭都可以。主席抽了這種改進的雪茄煙後，再也沒說什麼，問題解決了。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


經常游泳，偶爾跳舞

雖然每天工作強度大，外加煙不離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澤東的身體素質還是很不錯的。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毛澤東年輕時鍛煉身體打下的好基礎，尤其是他愛遊泳的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這給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遊泳池去遊泳。每天晚上出去時，他還要戴個口罩，算是化裝，這顯然不太方便。後來，中央警衛局在中海西側、紫光閣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個露天遊泳池。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南海機關工作人員都去遊泳，主席一有空也會去遊。主席遊完經常說：“遊泳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不想事，讓大腦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藥、散步、看戲、跳舞都不行，只有遊泳可以做到，因為一想事就會下沈，就會喝水。”

毛澤東的另一項娛樂活動就是偶爾舉辦舞會。然而這被外界謠傳為“常在人民大會堂辦舞會”，並視為“生活奢靡”的“佐證”。孟進鴻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謠言十分痛心。

主席沒在人民大會堂辦過舞會。1961年以後我都跟著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經常參加。因為來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級就要求我們這些男工作人員必須參加。最早是請一個文工隊來伴奏，後來就改為放錄音帶了，省得一幫子人來。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松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於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於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後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後，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並非頓頓離不開紅燒肉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著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後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並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著。主席去世後，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後來不知怎麼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於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裏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作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經常陪毛澤東吃飯。

我曾向主席建議要少吃動物油和肥肉。我見到他吃豬肉，通常的吃法是肉絲炒竹筍、肉絲炒青菜、清燉肘子等。在主席身邊幾年，我從沒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補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吃粗米。他覺得飲食就要“粗菜淡飯”，所以不吃細米。我現在整整90歲了，身體不錯，很多飲食習慣就是受到主席的影響。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飯多一些，幾乎每頓都有，有時加點白面花卷、燒麥，但只能說是點心。他愛吃的，準確地說是每餐都有的，是帶辣味的腐乳，還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纖維多的、帶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飯桌上擺得比較近的“門前菜”，擺得遠一點的菜就吃得少，隨意性比較大。

王鶴濱回憶說，毛澤東吃飯不像常人那樣按時、按頓很有規律，常常是被值班衛士提醒或催著才吃一頓，要保證他在24小時以內吃上三頓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為了避免飯菜在等候中涼得太快，吳連登專門訂做了保溫效果好點的瓷碗。“沒想到近些年市場上開始炒作毛主席的相關文物，還出現了‘毛瓷’的說法。其實主席就是吃飯用了個瓷碗，卻給了民間這麼大的想象空間。”

主席原來用的碗是景德鎮的，有一次他說：“我們湖南臨澧，那個地方的瓷器很不錯。”我很快訂了臨澧的瓷器，讓最好的工匠來制作，一個碗重124克，很輕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時候很高興：“好啊！鄉情啊！”

除了吃飯，毛澤東還有另一難：睡覺難。吳連登時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飯、睡覺，他的文件永遠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時間和我們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個小時，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飯。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藥，他可能幾天都毫無睡意，腦子裏裝滿了各種事情。有時候用了一次藥，主席沒反應，幾個小時後還要再用一次。最極端的時候，用3次都不管用。

後來，護士給主席開了一種強烈控制神經的藥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漢開會，我累得幾天沒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藥喝了下去，當時就失去了知覺，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麼大的用量，我估計都醒不過來了。可見他的工作強度有多大。


財產篇

工資經常不夠用
稿費只有百萬元
工資和江青AA制

現在回想起來，吳連登覺得給毛澤東當“管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麼緊張？”他甚至聽到一種說法——1961年時，毛澤東一個月的夥食費開支是654.82元，相當於50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夥食費。“這都是胡說！”

我記得，毛主席原本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1958年之後，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前，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這404.80元裏面，每月的固定開銷就有200多元：黨費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訥）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後來隨著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

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有時請一些民主黨派的朋友吃飯，比如黃炎培、章士釗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錢。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覺得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我過後都會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裏都付賬，下面的人誰也不敢吃飯不付賬。

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前也要付給他們2角錢。

江青的工資也是我管，每個月243元，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也就是現在說的AA制，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每一樣都要詳細記錄。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每個月要在這些賬本上簽字，然後定期拿給主席看。

記者想了解毛澤東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補貼收入，吳連登很幹脆地回答：“沒有。”他說，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出差、加班倒有補貼，“但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這一點，有時讓吳連登這個“管家”頗感為難。

每次錢不夠用時，我只能拿著賬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這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得打一份報告，並在後面附上詳細賬單，請主席簽上字，才能到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以下簡稱中辦特會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不過，總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了。所以我說，這個家不好當。


稿費只存在中辦特會室

有段時間，關於“毛澤東稿費高達1億3千多萬元”的消息在一些報刊上傳得沸沸揚揚。為核實此事，吳連登特意拜訪了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汪東興、原中辦特會室會計鄭長秋。當時，兩位老人雖然精神很好，記憶力也很準確，但畢竟年事已高，不能頻頻出面澄清，便委托吳連登將他們了解的真相轉述給記者。

鄭長秋生前一直負責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賬目，對此事最有發言權。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到1983年底，因為存款利息上調，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元，變成157萬元。但怎麼可能變成1億多？這謠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時，汪東興對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於稿費的使用情況，他每半年要向主席書面匯報一次。

當年，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每年，他會從中撥給章士釗、王季範（教育家）各2000元。遠在湖南老家的親屬偶爾來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費用都由主席個人負責；偶爾主席工資不夠，才從稿費中開支。還有就是不定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少，僅作解決臨時溫飽之需。

至於有媒體說，“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理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以及“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汪東興對此進行了強烈的批駁。

毛主席放稿費的地方，既不是什麼“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麼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麼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麼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他的稿費實際上只存放在一個地方，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記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裏辦事，談起稿費問題。我說：“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我說：“那將來孩子們怎麼辦？”主席說：“孩子們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一定的待遇和報酬，能自己養活自己。”

1974年，經毛澤東批示，工作人員共從稿費中取出3.2萬元，分成4份，交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作為生活補貼之用。這或許是唯一一次拿稿費補貼家用。吳連登向記者講述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的起因，是李訥在1972年生下兒子效芝後，要靠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家庭生活，還要請保姆、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她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準。主席後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元給她。

當時，我擔心李訥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所以以她的名義往銀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後，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主席又分別給了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兩燕窩

吳連登“管家”的範圍，還包括管理毛澤東的禮品。

給主席送禮的人，有世界各個國家的元首，還有國際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幾乎每年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還有些禮品，比如珍珠瑪瑙、金銀翡翠，不管多珍貴，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從不據為己有。他總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有時候，我會趁著主席晚上在院子裏散步，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對賬。吃的東西，如果數量多，主席一般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別的人。沒有一次說給李敏、李訥的。

在禮品庫中，僅金表就有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表、羅馬表等高級貨，毛澤東都沒要。陪伴他走過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歐米茄手表。對這塊表的來龍去脈，吳連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他一下飛機，郭沫若就發現了這一點。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手腕上摘下來，主席也欣然接受。這之後，主席一直戴著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禮品庫借了一塊金表給主席暫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還回去。”金表借用了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1964年前後，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他們。為表達感激之情，僑胞們給主席送來31.5公斤燕窩。那種極品燕窩，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現在更是難得一見。但主席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

1975年，我看到年邁的毛主席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張耀祠提出給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的黨委書記，發現當年的燕窩還有7兩。經汪東興批準，我打了收條把它們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主席在湯裏加一點。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健康篇

不配合醫生治療
病痛中堅持工作

說到毛澤東的健康真相，海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怒斥：“這本書的內容很多都是假的，（作者李志綏）是胡說八道”。

已故醫學專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調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曾直接參與或負責毛澤東、周恩來等多位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的醫療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專訪，曾專門對相關問題進行過澄清。

“毛主席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一共只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間組織的，前後一年多時間；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中央批準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兩年多。我是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當時是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在王新德的印象裏，李志綏的確當過第一次醫療組組長，但後來由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的吳潔接任。第二次醫療組成立時，“李志綏是中南海門診大夫，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根本就沒有宣布由他任醫療組組長。”加入第二次醫療組後，王新德對李志綏的表現極為反感：“凡是重要的醫療討論和作決定的時候，或是在搶救的時候，李志綏都向後縮。毛主席心肌梗塞搶救時，李志綏又是向後縮。”


最固執的病人

還有不少人，根據“毛澤東比較容易聽取他人意見或建議”，推斷他樂於接受醫生的治療方案。事實上，他常為了堅持工作而“不遵醫囑”。

1973年，80歲的毛澤東依然忙碌著國家大事，但各種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內障令他十分苦惱，有時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為了給毛澤東治療，專家們反復討論眼科手術方案，各自陳述見解，分析病情，然後決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要說服主席接受手術，的確有些難。“聽別人說，主席對醫生說的話，十句話裏只信三句。主席這個人很好強，寧願靠自己身體裏的抵抗力來克服病痛。另外，主席也擔心醫生怕他不重視，將三分病說成五六分、七八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為治病影響工作。眼睛看不清，他也照常工作。”唐由之曾經對記者回憶說。

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和耐心的說服工作，毛澤東終於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進行手術。手術只有幾分鐘，進行得非常順利。術後不久，毛澤東覺得自己能正常看書了，固執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紗布，但唐由之覺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這樣做。毛澤東有些不耐煩，唐由之卻堅持：“主席，平時您是領袖，我們都應該聽您的。但今天我是醫生，您是病人，您得聽我的。”

兩人爭執了很久，最後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辦法，請人特制了一副眼鏡讓毛澤東戴上：眼鏡由塑料制成，左眼這邊，中間是一塊11度的鏡片，周邊有網眼狀小孔，能扣在眼周邊的臉上。這樣，左眼既能看得見，手又碰不著，東西還不會掉進去。

1975年11月初，眼科醫療小組順利完成使命。離開中南海前，毛澤東高興地和唐由之帶隊的醫療小組合影留念。


病痛中看電影轉移注意力

從1970年開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澤東的身體情況急轉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纏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堅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至今回憶起來，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別難受的時候，坐那看書，臉上的汗就直往外冒，這說明他心臟或者哪裏已經很不舒服了。我們就問他：“主席，是不是讓大夫給您看看？”他說：“不用，沒事，看看電影。”我們工作人員就趕快架機器。美國有個電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歡那個片子。這樣一轉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煙，跟邊上的人聊聊天了，身體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搶救過一次，雖然脫離了生命危險，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淩晨時分，大地突然顫動起來，泳池臥室的門窗玻璃“嘩啦啦”地響個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機般轟轟的響聲，主席的病榻搖晃不止。工作人員衝進主席的房間，找到一個大被單，幾個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鋪上面。我衝到床前，抱著主席的頭，弓下身擋住，以防止掉下東西砸著他。天亮後，我們發現中南海東八所的幾段院墻和圍繞中南海的大墻多處震倒，少數房子被震塌。經醫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把主席用擔架轉移到抗震能力很強的202別墅。

搬進202別墅的當晚下大雨，又有較強的余震，但室內幾乎沒什麼感覺。主席醒來執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後，他顯得無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聲音說：“既然是常委們的決定，只好如此。”43天後，毛澤東於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在202別墅病逝。

主席去世後幾個小時，我接到通知，最後一次為主席理發，整理遺容。這是我最艱難的一次經歷，整個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淚來。來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麼安詳，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來給他理鬢角的頭發，然後平躺在他身旁，為他修剪耳後和後腦勺的頭發。我最後一次給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臉，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間外面站滿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雖然知道主席生前的願望是火化，但大家還是對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來，讓全國人民再看看主席？”華國鋒專門在屋裏組織開會，進行商議，最後決定對主席遺體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記憶中，主席永遠是我最後一次理完發“在休息”的安詳模樣。


安保篇

常違反安保規定
愛擠在群眾中間

曾經有人對毛澤東身邊有百十人的貼身警衛提出意見，認為他“搞特殊化”。對此，警衛團成員、毛澤東警衛王明富非常無奈，他告訴我們，設立警衛團絕非僅僅為了保護毛澤東，還承擔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實，保衛主席安全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項主要任務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調查，成為聯系群眾的橋梁。這樣主席就能及時、全面掌握全國各地的經濟建設情況。調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誰走，什麼時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執行。有時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國各地調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當警衛。調查的內容是走親訪友，了解家裏有沒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麼樣，對幹部有什麼意見等，了解情況後回來寫一份報告，隨時等待被主席叫去匯報。

有一次，主席去廣州開中南局會議，於是讓長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調查。我是江蘇人，也回去了。我們回來後，主席開完會，晚上9點多了，召集我們去匯報。當時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說：“主席，我們老家社員對一年口糧300斤有意見，不夠吃！”主席問他：“那你覺得多少夠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氣壯地回答。主席笑著點點頭說：“你這個人啊，蠻會為農民說話的。”

黃建新是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他與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接觸多年，了解到安全保衛方面的許多真實情況。

大家總以為領導人身邊都是壁壘森嚴。其實，警衛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並不喜歡。他最高興的時候就是和人民群眾在一起的時候。

我曾經到河北邯鄲成安縣，聽一位老生產隊長講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兒視察，在會議室裏和棉農交談，突然聽到外面一片嘈雜，就站起身自個兒走到門口查看情況。只見門口站著一個農民，手裏拿著把刀，身邊還圍了一大群農民。警衛員見狀，趕緊擋在主席身前，主席卻擠過去問：“老鄉，是怎麼回事？”原來，拿刀的就是生產隊長，大家給主席準備了西瓜，但沒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進來。這位生產隊長至今回想起來，還很感慨：主席喜歡和群眾走在一起，不喜歡被隔離開來。

1966年10月1日的國慶典禮上，有一張照片，是警衛員孟進鴻蹲在毛主席身邊。我問他：“你幹嗎蹲著呢？”他說：“萬一出現情況我要是坐著就爬不起來啊。蹲著是為了隨時跳起來保衛毛主席安全。”警衛員這麼緊張，但主席自己並不在意，那次慶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門城樓，席地而坐，與人民群眾親切交談。對主席來說，站在城樓上揮手，不如站在群眾中間開心。

吳連登認為，毛澤東的這個特點，讓保衛工作很難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隨意，給保衛帶來很大難度。“文革”期間的一次國慶節，傍晚吃完飯，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門廣場上看放煙花。他說，平時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很好奇那個紙筒子怎麼能放出那麼高、那麼好看的煙花。天安門廣場當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說走就走。

到了廣場，主席剛一下車，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圍上來，我瞬間就和主席擠散了。大家都緊張壞了，陪同的周恩來總理急得一身汗。汪東興趕緊組織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輛車才解圍。

這件事之後，葉劍英提議，因為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希望主席能夠穿防彈服。汪東興說，難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嗎，不但不會穿，還會發脾氣。葉劍英管不了那麼多，堅持做了防彈服。果然，主席看到後發火了：“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哪裏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做事的，我們穿防彈服就是脫離了人民啊！你們要怕你們拿去穿，我毛澤東不穿！”


性情篇

該發怒時就發怒
待身邊人像親人

在世人眼中，毛澤東莊重嚴肅，舉手投足間都是領袖氣度，但身邊工作人員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和真性情。

保健醫生王鶴濱在初次見毛澤東時，被他爽朗的“粗話”嚇了一跳。

主席看到我就說：“在我這裏工作不要拘束，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啊？”他說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開始有些吃驚，但緊接著就覺得一下子輕松起來。

主席待我們像親人，還會用稿費接濟大家。誰要是回鄉探親，他會指示我們進行調查研究，回來後做書面報告，這形成了一種制度。有些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師批改作業一樣，將錯字、白字一一改過來，還通順語句、修正語法，誰寫的報告生動活潑他就批給大家傳閱。

周福明也回憶說：

主席也有不高興的時候，對我們從不掩飾。他有個口頭禪——“多此一舉”。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一夥在會議上的突然發難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負責攙扶主席，那天會議一結束，我馬上迎上去，剛要攙扶就被主席甩開了，“多此一舉！”他滿臉不快地說了一句就走了。

還有一回讓我印象深刻。豐澤園菊香書屋的北邊，沿著中海有一條馬路，常有汽車經過。每次主席睡覺，我就偷偷通知警衛值班室立個小牌子，禁止車輛通行。一次，主席問：“我睡覺，你幹什麼去？”我隨口答：“去通知警衛值班室。”主席警覺起來：“我睡覺告訴他們幹什麼？”我只得講真話。“多此一舉！”主席嚴厲地批評道，“以後再不許你去。這是幹擾群眾！”他生氣時還是很嚇人的，但他自己又沒放在心上，再見到你時會說：“昨天把你嚇得屁滾尿流吧？”然後自己先哈哈大笑。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兒只能腳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後來給他設計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個橫條，腳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滿意，像個孩子似的跺了跺說：“嘿，我可以用腳擂鼓了。”從那以後，屋子裏常常響起“擂鼓”的聲音。

毛澤東對待群眾和家人的態度，讓警衛員王明富等人深有感觸。

3年自然災害時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帶點兒葷腥的湯，他也會不高興。他對子女的要求也嚴：不能吃小竈，只能吃大食堂。有人看著不忍心，給李訥買了點餅幹，主席知道後非常不高興。李訥星期六回到家，吃的是主席那份飯。主席在旁邊看著她吃，自己就不吃了。

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有一次她來中南海說要看看衛生，警衛只好放行。結果江青直接來到豐澤園，向主席要3萬元錢買照相機和膠卷。主席很不高興，在江青走後就囑咐機要秘書張玉鳳：“今後，沒有我的同意，不能讓她進來。”

另一方面，主席總喜歡衝破我們為他設置的保護層，擠到群眾身邊去聊天，和群眾在一起的時候，他笑得最開懷。

但晚年的毛澤東能出現在群眾視野裏的次數越來越少。看著病重的毛澤東，周福明的感情是復雜的：心疼他的痛苦，但也由衷敬佩他的豁達。

主席最後那段日子裏，常常難受得嘴唇發紫。但只要他精神一好，又開始和人開玩笑，大夫曾鼓勵主席：“您身體不錯，能長壽。”主席擺擺手說：“你們不比皇帝的禦醫高明多少，稍微高明一點而已，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還去呢！”

如今，毛澤東逝世已經37年。當初年富力強的工作人員，許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們在采訪中發現了一張毛澤東晚年與工作人員的合影。孟進鴻指著照片給記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歷史的親歷者，越來越少了。主席左邊的，是主管安全警衛和生活服務的張耀祠，我的老上級，去世了。主席的警衛王宇清也走了。後排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護士長吳旭君，現在身體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們這幾個了。”

吳連登看著這張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嚴抓黨風。我就想起主席當年教育我們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們這些工作人員，中南海的大秘書就是端茶送水的，沒任何特權。所以我們出去，賓館的一個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說了：誰吃誰付錢，中南海的人敢吃別人一個水果，外面的幹部看到了，就敢拿別人一座金山。人們懷念主席，就是因為他在世時，樹立了一個正派的黨風和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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