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東方思想應該世界化

孤寂如雲

季羨林 王嶽川


一  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互動和對話

王嶽川：您老每天淩晨4點即起床寫作，可謂聞雞起舞。這圖景在北大口碑相傳，不脛而走啊。

季羨林：不，不是我聞雞起舞，而是雞聞我起舞。過去我是早晨四點起床，現在是三點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個小時。一到三點，就好像有根鞭子抽著讓我非起來幹活不可。

王嶽川：先生說的是大實話。我知道先生為了寫《糖史》，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每天來回幾裏路去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注意到，近三十年，您撰寫了近三百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十幾部學術著作，總數達1200萬言，這種以寫作連接的生命本體，顯示了您思想自由之後的空前噴發的寫作狀態。

季羨林：是的，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裏，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王嶽川：謝謝您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羨林文集》，並授權委托我選編《季羨林學術精粹》。我通讀了文集兩遍，每讀一次感受就深一層。在深夜人靜中，讓思緒一路遠去。您精通英、德、俄、法、梵語、巴利語、吐火羅文等語言文字，焚膏繼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熱忱而“止於至善”：從考證到義理之學，從東方語言學家到東方學家，從印度歷史文化到比較文學的研究，從佛教語言研究到中國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個多元的文化研究域。我注意到，您在多個領域中都有很深的研究，如印度古代語言、吐火羅文、印度古代歷史和文學、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等，涉及眾多新興學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德國及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等。可以說，您不屬於任何一個固定的研究領域，也不屈從於任何專業狹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新東方新思維。而您授權由我來選編您的四卷本的《季羨林學術精粹》，我感到學術重量和思想信賴的雙重壓力。在我研讀選編過程中，盡量將您的睿智和重量級的論著選出來，使人們能夠通過這位世紀老人的言說，看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蹤跡和價值情懷。

季羨林：我們那代人受了很多苦，所以非常珍惜時間和生命，盡量讓自己每時每刻都處在一種學術的生活當中。我研究的東西都比較冷門，如印度佛教語言學、巴利語、吐火羅文等都是比較冷門的專業。

王嶽川：先生做學問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謂專業的領域中，而是有廣闊的人文關懷，尤其是關注全球化時代東方文化復興的意義，提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論，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論爭。

季羨林：我上世紀1991年在《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中就認為：現代性的西方文化過分強調競爭，已經顯示出諸多弊端，東方文化將在未來歲月中顯示出魅力。在西方，從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學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細，現在已經分析到層子（夸克，一種基本粒子單位），而且有人認為分析還沒有到底，還能往下分。東方人則是綜合思維方式，用哲學家的語言說，即西方是一分為二，東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要興起的必然是以尋求整體的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用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嶽川：盡管有人對您的觀點加以批評，但是我認為您是有遠見的。我從您的身上，看到是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嚴肅思考和價值擔當。可以說，一個世紀的國運轉換和具有強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觸，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受到嚴重質疑。這種狀況使得中國文化身份充滿疑問。西方的強勢文化對中國而言成了必須認同的中心，這使得幾乎整個20世紀中國的命運都與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相牽扯，西方僅僅將中國文化當成一種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謂中國文化，甚至在西方關注的中國問題上，那些論述大抵也不過是西方話語的另一種閱讀方法，而中國始終只是被觀察的客體。這種在歷史屈辱中成為被西方觀察的“沈默他者”的地位，使我們意識到，政治霸權話語以及知識殖民、符號崇拜等問題是中國文化重新定義所必須加以審視的。因為，當我們不自覺地受外來思想主宰而又不質疑其合法性時，就可能只會臣服於這種話語，而無法引入一種反思性與抗衡性話語，而真正健全的中國觀應是對西方核心範疇進行剖析，並在這種接納和質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季羨林：中國一些人長期以來只相信全盤西化，似乎西化是萬靈之藥。其實這是很有問題的，也是對國家人民不負責的。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汙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王嶽川：我注意到，20世紀過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國文化身份出現了辨認上的危機，文化象征資本嚴重滯後於經濟資本的提升。“象征資本”建立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上，它是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形象的辨認方式。經濟崛起而文化象征資本下滑，必然出現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經濟雄強，所以國際上“中國威脅論”、“中國分裂論”、“中國崩潰論”頻頻出現；而由於缺乏文化對中國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軟著陸，缺乏用文化對這個大國崛起以後動向的重新說明。因此，應下大力氣抓文化象征資本的積累和創新，使經濟崛起和文化創新的雙翼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強國形象，讓世界逐漸消除對抗中國崛起的敵對情緒，使得中國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強國一道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文化走向。在我看來，中國的現代性應該向整個人類體現“東方智慧”，人類的未來只能是東西方文化的真誠對話和互動。中國在科技領域進入現代化，在文化領域應站在更高的角度體現不斷創新的東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應該讓世界重新認識新世紀中國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國化”的同時，也使“中國文化精神世界化”，東西方共同構成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雙贏要素。


二  從文化拿來主義到文化輸出主義

季羨林：我提出在“文化拿來主義”之後走向“送出主義”，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是我不辯論，因為中國的崛起誰也擋不住。

王嶽川：“文化送出主義”是在國人長期文化自卑主義之後的精神自覺。盡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體從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我們更年輕的一代學者應該堅持“文化輸出”，將這一理念轉化為長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興工程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中國學界的“文化自覺”表征為：向世界整體性推出古代和現代中國思想家群體思想，不僅注重將中國古代經典向西方主動翻譯輸出，而且注重將經歷過歐風美雨洗禮的20世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統地向海外推出；還應在“讀圖時代”充分利用現代電子技術和電視衛星通訊手段，傳播具有深厚中國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統地“發現東方”、探索“文化中國”的精神價值；同時，從“漢語文化圈”振興和和諧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對外漢語”的教學和辦學，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國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藝術，成為中國文化的理解者和愛好者，以加強中國同世界對話和互動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礎。全球化中信息和經濟的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文化互補化，起碼在全球化過程中會形成中心與邊緣、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使得任何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閉發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斷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關系，使自身既具有開放胸襟和氣象，又堅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內在精神的發揚光大，使不斷創新的中國文化精神成為人類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西化了兩個世紀的世界，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進一步加大“中國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讓中西在“建設性夥伴關系”的互動中，真正“發現”東方優美的文化精神，體味中國創建人類“和諧社會”的誠意。

季羨林：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單邊的文化流向，文化總是互動的，文化的回流是遲早的事情。我曾在《吐火羅語研究導論》中寫過這樣的話：“吐火羅語被發現以後，引起了中外學者的認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過去從沒有人想到的問題，譬如印度歐羅巴人的原始的發源地問題等等。有人提出了亞洲發源說。雖然Lüders對此說提出了懷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確鑿可靠的證據，加以反駁。看來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待於學者們進一步的探索。”同樣，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校註<大唐西域記>前言》中，我說過這樣的話：“佛教發展到唐代，已經越過了光輝的頂點”，“在印度，情況也差不多，到了7世紀，印度教已完成了轉型任務，影響日益廣被。雖有戒日王張揚，佛教已非昔日之輝煌。後來，伊斯蘭教逐漸傳入。在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夾攻之下，佛教終於在印度銷聲匿跡。”對於這種在佛教原發國已經“銷聲匿跡”的佛教，我就意識到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理論旅行中的文化回流。我還在《佛教的倒流》（1991年）中鉤稽中國佛教典籍史實，諸如永嘉禪師的《證道歌》傳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囑含光把智鎧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寫梵文著作《會宗論》和《破惡見論》，回國後又將《大乘起信論》和老子《道德經》翻成梵文，揭示中國文化智慧融入佛教，傳回印度的“倒流”現象。在另一篇論文《論“出家”》（1982年）中我考證吐火羅文中的“出家”一詞實際上是譯自漢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現象的又一例記。

王嶽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今天應該提出“作為主體間性的中國”甚至“作為他者間性的中國”，使“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之爭”讓位於“人類性”問題，在人文視野和世界主義的廣闊精神下，使發現東方文化精神和發現西方文化精神成為發現人類文化精神的生態和諧的過程。真正的思想是超越個我而與人類性連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個人小我悲歡而思考人類終結性問題的一類人。十四億人的大國如果不產生世紀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當何以堪？！東方大國長期沒有聲音，誰來為所謂的遠東說話？誰來為中國人說話？只能我們自己說!在消費主義時代潛在的資本邏輯中，我們到了真正面對跨國話語真實性問題並重塑“中國文化形象”的時刻了。

季羨林：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百折不撓的民族。過去幾千年，中華民族對全人類的進步提供了很多物質和精神的發明創造，對推動人類前進不可否認地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有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卻說中國是落後愚昧的民族，是僵化保守的民族。我當然不同意這些錯誤的說法。我認為中國對當今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和諧”這個重要的人類和平生存概念。現在世界西化很嚴重，到處戰火不斷，世界上沒有一天不打仗的，不是這兒打，就是那兒打。這個對全世界人民都沒有好處。人類最缺的不是物質，而是和諧。中國提出和諧發展理念對於世界當下和人類未都有重要價值。

王嶽川：和諧理論中庸之道在人類日益激烈競爭和戰爭中，顯示出其生命力。“五四”時期，北京大學一些教授提出要廢除漢字、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諸說法，啟蒙與救亡在特殊歷史時代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因為當時中國戰爭頻仍經濟疲弱，綜合國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後，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綜合國力地位已經排名全世界第三，如果文化自卑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仍然甚囂塵上，那就是一個文化背景錯亂的癥候。而中國學人遭遇的問題是，西學知識能夠給我們怎樣的地基？西學知識是否不可以懷疑？西方的思想話語具有的虛無性是否不應該批判？和諧思想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提供的解決沖突和戰爭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也是人類走向未來需要遵守的最高原則。

季羨林：和諧在整個世界的動蕩中，意義極為重要深遠。我認為，如果每個國家都像中國這樣，不侵略別的國家，也不許別的國家侵略。那麼這個世界就會和諧幸福得多。可以說，和諧是未來世界的重中之重。

王嶽川：中國的和諧發展觀參透了運行於世界的規律，所以強調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的生命精神至境，堅持不偏不倚，不過分競爭開發，保持自然生態的和諧，保持精神生態的健康和諧。和諧中庸思想在新世紀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義和世界性價值。

季羨林：《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古人偉大之處就在於要求團結統一，不要求分離。今天，我們也可以通過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傳播，將中國的和諧觀點逐步讓西方人接受，從而使世界走向和平。

王嶽川：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注意到，韓國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國家興》一書中記載了一則資料：1995年，在韓、中、日三國曾有一份民意調查，問“東方的儒教文明，能成為現代世界普遍指導理念嗎？”在被調查者中，回答說儒學文明是現代指導理念的，韓國占90%；中國占22%；日本占63%。這一份民意調查，意味深長。中國知識界應該警醒。另一方面，西方近年來出現了持續不斷的“漢語熱”，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生在選擇“外語”專業方向時，相當多的學生選擇了“漢語”。而中國各大學的對外漢語中心的外國留學生也人滿為患，蔚為大觀。這對“中國文化輸出”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現實回應。漢語危機本質上是東方文化的危機，漢語危機的消除，是東方文化振興的前提。只有當21世紀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真正的“人類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態平衡之途。


三  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身份

季羨林：我曾經講過：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但知識分子卻有一身傲骨，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盡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有的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

王嶽川：您描述的“背離這個傳統”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一個精神整體，而是一個不斷分化著的類。這意味著，個體只能以自己平實的工作為思想批判和問題揭示做一個註腳，進而成為這個變革的社會肌體中的一種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對新世紀中國思想播撒和知識增長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凡聖在一念之間——生命應在何處安頓？思想何處是歸路？是在矢量的時間長河中尋找最後的歸所，還是在遠景的先行見到中確證生命的真義？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然而今天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中的知識分子，究竟還有怎樣的工作平台和價值地位？清代趙翼詩：“莫將三寸雞毛筆，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沈痛和無奈!但是不放棄三寸筆的文化意義，同樣也是知識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躋身為“沈默的大多數”。不願沈默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消費主義時代怎樣擔當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樣在大眾世俗日常生活中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基點？我想，痛之所以為痛，不僅在於痛本身，更多的是源於痛者的孤獨。知識分子必須是對現實問題的先行見到和預先警示，這種清醒的責任意識與其所懷有的德性操持，決定了知識分子必定是一個負重獨行的精神行者。

季羨林：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即使有時激憤想到海外定居，但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麼力量也拔不掉的。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

王嶽川：愛國是知識分子的底線，正如孝敬是做人的底線一樣。我看到一些知識分子，從來對父母不孝敬，對國家深懷仇視，總想打碎重來。真正的愛國的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和公正者，應為弱勢群體發言，即使面對國際重大的話語權力和政治勢力也不能塗抹自己的愛國立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重要任務是，向人類展現出“東方智慧”，使得東方智慧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中成為新世紀社會文化的有效資源，由此展開東西方文化的真正對話。傳統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呈現有著重要意義：把握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清醒地認識新世紀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國威脅論”的國際文化話語域中，強調文化創新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意義——在社會轉軌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藝話語空間，使中國文化創新在不斷明晰豐富和深度拓展中，推進的“中國形象”的立場定位。

季羨林：我認為，中國文化在新世紀有廣闊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總結，提煉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其他文化區域去。

王嶽川：您提出思想就已經在學界很大膽了，具體的工作年輕一代的學者會繼續做。學術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您九十高齡為何不頤養天年，而是仍然每天來回於圖書館收集資料寫作？

季羨林：我們這一代在各種會議和文革中浪費了很多時間，現在仍然被很多瑣務纏身，沒有完整的時間，只能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我寫過一篇文章說：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雲，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裏，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自行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裏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湧，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仿佛“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做沒有法子。

王嶽川：我多年前曾經同北京電視台編導到您家一起拍攝《北大之魂》時，在湖邊聽先生暢談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價值身份的大膽和勇毅實在是令後學失色。您說：“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長大多是學富五車之士，而多數稟有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精神。北大發展中的校長起的作用最大的，第一位是嚴復，是了不起的，翻譯的《天演論》對中國影響非常大，第二位是蔡元培，他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很重要，今天還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我認為不奇怪，我認為這是正確的。他一方面聘請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另一方面與此針鋒相對的辜鴻銘、林紓等。第三位校長是胡適，對學校的管理自由而不散漫，第四位馬寅初，他的人口論當時遭到批判，現在承認了，當時要是聽他的話，今天中國的經濟形勢就不是這樣。其後的一些校長，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華上大不如從前了”；還說“創一流大學，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則是重大失職。文科作為真正的一流，應該好好扶持啊”。

季羨林：是的，人老了顧慮就少了，就更該說真話，像巴金那樣說真話!

王嶽川：中國文化發展目前問題還很多，尤其是人文科學不受重視，使得整個民族的文化創新和精神生態出現了不少問題，價值在一個國家中英文考試在升學、考研、提職稱等中毒比中過重，其負面效應已經顯示出來。

季羨林：國家發展我感覺重理輕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自然科學技術和經濟騰飛有個限度，如果沒有文化作為基礎，所謂騰飛只能抄襲別人，自己要創新要發展必須以本國本民族文化為基礎，

王嶽川：您2005年提出：每位大師都是不可超越的，每個大師都是一座豐碑。這實在是東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深隱著人文科學獨創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學來規劃的獨特思想。您這種敢於發表新論，決不與人雷同，不怕他人在東方復興和重寫文學史等話題後的爭論攻擊，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季羨林：事實就是如此啊。在人類文學史和學術史上出現的偉大詩人和學者，僅僅一次出現就成為永恒的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論詩人，中國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都是；論學者或思想家，中國的孔子、司馬遷、司馬光以及明清兩代的黃宗羲、顧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錢大昕等等都是。自清末以來中國學術界也由於種種原因，陸續出現了一些國學大師。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思想和學術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入中國，中國學壇上的少數先進人物，接受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忠誠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優秀的學術傳統，於是就開出了與以前不同的鮮麗的花朵，產生了少數一次出現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師。我想以章太炎劃界，他同他的老師俞曲園代表了兩個時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國維是不可超越的，陳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湯用彤同樣是不可超越的。

王嶽川：我很同意您的看法，這些偉大的詩人和學者都是原創者，所以不可超越。原創性是跨時代的首創，其新異性影響後世千百年。“原創”有四條原則：一，它直接成為了經典，只要是原創的就必然是經典；二，它會歷久彌新，人們總是能從中找到新的和符合當下的文化精神資源；三，文化軟實力能量巨大，不僅在一個狹小的專業領域有影響，而是在整個人類歷史領域有重大影響；四，按照中國古代說法它是“神品”，神來之筆，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王羲之微醺書寫《蘭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寫一次卻達不到那樣的高度，這就是“原創性”的不可復制性!總之，原創會直接成為永恒經典，對後世影響深遠；原創橫跨多種領域，產生爆發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創新性”，是一時一地或是一個流派，就是說它可以“半創”、“四分之一創”、甚至是“微創”都可以，都叫“創新”，它與成為史載成為經典的原創不同，它會被歷史記一筆——創意新穎，人們會為它的新奇而感動；具有一定的當代影響，大抵只能紅三兩年，其影響超越不了這個時代。“標新性”的標誌是成為“事件”，發現什麼吃香，什麼成潮流成氣候就去標新立異，只滿足於各領風騷三五天。如果有的學者在電視作秀上再往前邁半步，也會成為一個“事件”；惟新是求，結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很快就會被另一種比它更標新立異的東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暫的。


四  玄奘精神與中外文化交流

王嶽川：玄奘西行求法顯示出重要的民族精神。公元627年秋，唐貞觀元年，25歲的玄奘離開長安，開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歷程。在印度取經十七年，遊歷了一百多個國家，遍訪各地名僧大德，使國與國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和平相處。玄奘回到長安，拒絕了高官而先後在長安慈恩寺和銅川玉華宮等地潛心譯經十九載。他不分晝夜譯經，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經譯本，廣泛影響了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其可謂文化拿來的代表性人物。作為佛學大師、翻譯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魯迅稱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斷前行的獻身精神，不計得失百折不撓的探險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吐納精神，心歸大唐一心向東的愛國精神。這種民族精神已經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經系統中，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玄奘精神對全民端正人生道路，學會做人的基本準則，培養面向世界的眼光有著重要的影響。今天，玄奘的精神值得提倡，他那堅定的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東歸一步”，仍然有著鼓勵人心的意義。不管《大話西遊》如何“大話”他，都表明了妖魔的七情六欲對一個矢志不渝的高僧的誘惑沒有效果。今天人們拜倒在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和及時行樂的思想下，玄奘精神被遮蔽。有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金錢據為已有，恨不得把天下美女據為已有。玄奘一個托缽僧，身無分文力排萬難苦行求經，無疑具有針砭時弊和療治人心之功用。

季羨林：魯迅先生稱“舍身求法”的人為中國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現出中國文化中那種堅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對世界的眼光。玄奘作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2006中印友好年”將使世界重新認識玄奘精神和文化傳承的巨大歷史遺產。“重走唐僧西行路”將使新世紀“文化拿來”和“文化輸出”成為人類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

王嶽川：“重走唐僧西行路”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但是，也是一個被閑置很長時間的一個話題。玄奘在中國歷史上一再被遺忘，被誤讀，如果說歷史上真實的玄奘今天還在我們的學術書上出現的話，那麼《西遊記》第一次把玄奘置於一個不太高的地位，以至於很多研究文學的人就認為：原來師傅的手藝，還不如徒兒們。很多的中學生看了《西遊記》的電視片以後，也紛紛有一種對唐僧的價值的不理解。經過周星馳的電影對玄奘進行了擴大化的誤讀。“重走唐僧西行路”的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對玄奘歷史地位的恢復，彰顯他的本來的價值及以他的中國脊梁精神。

季羨林：玄奘精神在今天尤其值得提倡。當年我應中華書局之邀重新註釋和翻譯《大唐西域記》，激動得一連幾天睡不著。很長時間，我就想把這相書好好地註釋，並且翻譯。但是呢，由於人力和各個方面的原因，這次委托我來負責，我感覺到特別的激動!因為玄奘，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目當中的一個偶像!重走唐僧西行路不僅具有文化交流反哺意義，還有重新尋找玄奘精神的當代意義。

王嶽川：今天“重走唐僧西行路”是一個讓玄奘本來的面目重現於世，讓中華民族重新認識他的價值的時候。嚴格地說，玄奘西行是跳墻走的，不是像今天廣開國門，而是處於唐朝剛剛建立的情況下，當時戰亂還未結束，西部也不安全，出國非常艱難的。玄奘行西行17年，回國19年，一去一回將近40年!可以說，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偉大的佛學事業。但很奇怪，他所創立的“法相宗”壽命並不長。“法相宗”和“禪宗”相比，“禪宗”更具有普及性。可見外來的文化不與本土文化相結合，就最終可能會漸漸只是屬於專家、高僧等一線的研究者，而不會成為全民的文化遺產。因此，如果我們給玄奘定個位的話，他是文化拿來主義的傑出代表。

季羨林：印度文化很值得研究，玄奘的重新被發現或者被關注，將是印度重新認識中國，因為中國文化保存了中古印度的那段重要和宗教的歷史文獻。

王嶽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被西方的媒體妖魔化，由於印度的主流的語言是英語，他們受歐美的影響非常大。我最近注意了一下，中印文化交流當中，存在很多問題，很多的不理解。您曾經告訴我，印度一直為他們的歷史上佛教的衰敗而擔憂，今天，很多印度人已經不能說梵語了，我們今天還可以說古漢語的句子和長篇的成語。玄奘精神，他為何西行，為什麼要回來，究竟是什麼樣的成果，有什麼意義？老百姓不清楚，老百姓只知道《西遊記》。

季羨林：玄奘是一個淡泊明志，專門利人的人。我喜歡從利人與利己兩個角度看問題和識別人：一般而言，利人超過利己就是好人，而利己多於利人就不是好人，不利人專利己就是大壞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就是聖人了。利人的程度越高，好的程度也就越高，玄奘利人的程度很高，所以玄奘精神值得尊重和學習。我很欣賞敢說真話的人，不喜歡人既當奴才又當庸才。凡是順桿兒爬的，我都不喜歡。凡是有不同意見的，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堅持到底的，才是真正有血性的人。


五  文化輸出的重要環節——東方書法的世界化

王嶽川：作為知識分子和作為作家的您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但作為學者書法家的您卻鮮為人知。您一生致力於學術，書法似乎在您的學術生涯中並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先生對書法沒有自己的獨特審美感受和學術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數次與您談論學者書法中，能深切地感到您對中國書法作為國粹和中國文化獨特代表的深度認同和身體力行地創作。其實，書法家的標準不在於他是否加入了書法家協會，而在於他對中國書法的思考和推進的深度，以及創新和傳承的力度。您題贈給我的“極高明而道中庸”行書中，感到“高明”與“守中”的度——寫得不溫不火，無法而法度皆備。同樣，在題寫的蘭州碑林中，撰寫了長篇精美的碑文闡釋其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和東西方交流價值：“絲綢之路，歷時悠久，東西文化，賴以交流。······”其中的歷史深度和學術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題詠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書《浣溪沙》一闕，流暢生動，線條精美，結體自然，蔚為大家風範，完全不像一位91歲的老人所書。

季羨林：我喜歡書法，但是不敢寫，後來看到有的領導的字比我的還差也敢題寫，於是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記得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一位德國人教德文。教室裏前邊有一塊黑板，後邊也有一塊。我們學生好奇，上課前在後邊黑板寫了幾個字。這位德國人一上課就看著後邊的黑板不動，學員一看就問他怎麼不講課？他說，我不認識中國字，我看中國字是看線條。你們寫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線條來，就是線條美。我認為，過去提倡美育，北大基本上還是有興趣，過去當政的某些人大抵喜歡書法，好壞不說。王汝斌是寫得不錯的。提倡美育，有的是與世界一樣的。中國書法別的國家是沒有的，日本、韓國都是中國傳過去的。中國文字在“五四”時代的改革，最先是魯迅，他主張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語言改革，改革語言。胡適也是這個觀點。他們認為中國語言落後。在當時有點矯枉過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當然是與明治維新有關系。建國以後我就參加了就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在叫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從1954年成立就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總理參加了。這可能是建國後參加的最大的一次國際會議。周總理在日內瓦就很感慨。有什麼感慨呢？大會發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國家，第二天可以見報，就這麼快。而中國呢，先把外文翻成漢文，再把漢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數字來代替，打回國內，在國內再根據拉丁數字翻成漢文。漢字影響通迅，罪莫大焉。當然，實際上不是這樣。毛澤東的意思是廢除漢字。當時沒有公開宣傳，因為那時牽扯到國際統戰工作，外界華人反對廢除漢字。關於廢除漢字，毛澤東提出了很原則的一句話：民族之形式，科學之內容。文字委員會人很多，有吳玉章、老舍、侯寶林、魏建功、王力等，參加會議就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塊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學之內容，研究後怎麼也行不通，後來就向上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說，要把整個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樣改用拉丁字母，這個解放區就曾做過。後來一個最大的理論根據，就是電腦發明了，要輸入電腦，字母輸入得快，當然也有爭議。到現在我不知做到了沒有，又說是方塊字更快。

王嶽川：20世紀上半葉不少學者思想激進，宣傳漢字拉丁化，這無疑是相當危險的。因為漢字作為“東方魔塊”，具有文化穩定的功能。可以設想一下，如果30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話，中國所有的古籍將在30年內不再會有人懂，只有像您這樣研究語言和文獻的專家能讀懂。所以我們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只需一代兩代人就會失傳，這種文化毀損非常可怕。我們讀《左傳》《論語》或讀經、史、子、集哪一卷，你讀出原文來當代人會聽不懂。如《老子》“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這樣的話，如果用拼音可能沒有人能聽懂。很多古籍，像《易經》、《詩經》更是這樣。這不是一個小小拼音文字取代方塊漢字的決議問題，而是緊密聯系著中國文化的壽命問題。中國這麼多民族，這麼多方言，舉個例子：四川人說的“哎呀，我的鞋子（讀成haizi）丟了。”北方人聽了就非常吃驚，覺得孩子丟了，趕快找呀。四川人從地上把鞋子拿起來時，北方人會說這簡直是開玩笑，這是“鞋子”不是“孩子”。聲音（能指）不一樣，所造成的意義（所指）就不一樣。一個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傳承力，不是一個小事情。書法將漢字美化雅化，使得漢字從那種簡單傳達意思記載語言的工具變成一門玄妙的藝術。我認為這是東方藝術中的一個奇觀。先生在這方面有很多想法，您自己就是一位學者書法家。

季羨林：我小的時候寫過仿。

王嶽川：寫歐、寫柳還是寫顏？

季羨林：最初是柳體，然後是顏。

王嶽川：您現在的字，您覺得是像柳顏還是像歐？

季羨林：象柳，當時在濟南，比較規規矩矩。後來就不管了。

劉正成：顏筋柳骨。柳字比較挺拔。

季羨林：後來到國外很多年，沒有毛筆，墨也沒有，就沒有用毛筆寫過字。近些年寫字是趕著鴨子上架。現在漢字沒人再講廢除了，過了幾關。

王嶽川：毛澤東主張漢字拉丁化，他晚期的狂草書法卻有傳統的影子。

季羨林：書法歸書法，應用歸應用。我自己作為一個語言文字委員會的委員，不應該發表反對意見。文字當然要變，這沒問題。從甲骨文到大小篆到隸書都在變，但是由政府來指定變的，秦始皇指定過，一般都是由老百姓開始。我們現在簡化字的問題不少。如前後的“後”和皇後的“後”，雲彩的“雲”和當說講的“雲”，老出問題。後來第五批簡化字撤消了。為什麼取消了呢？因為當時是根據毛澤東的同音代替。同音代替，然後就可以變成把漢字取消了。同音代替怎樣解決？如“元”、“圓”都用“元”。“元旦”是過新年的元旦，還是圓圓的雞蛋。這是一種“左”的表現。文字改革都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不是隨便改的。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把第五批簡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現在的話，將造成大混亂。至於美術字，毛澤東並不主張不用漢字，就像畫畫一樣，追求線條的美，是藝術的漢字。漢字改革委員會，裏邊總覺著有兩派。每一派都是從消滅不消滅漢字而來。要消滅漢字的，是激進派。侯寶林、羅章培、王力、葉紹鈞（聖陶）等是保守派。使繁用簡，是袁曉園的口號，這個口號沒錯。繁體字要使，不使怎麼行呢？這個也受到“左”派的攻擊。從藝術來講，現在並不限制你寫繁體字。啟功先生是主攻書法的，第五批簡化字的“家”下面不是豬（豕），而是“人”。家下面這個“豕”好寫，寶蓋下邊一個“人”就不那麼好寫了。家裏面怎麼能有豬，而應有人，這也是左派的觀點。

王嶽川：先生，您認為當代有些人寫書法不寫漢字，那還是書法嗎？

季羨林：畫畫與書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畫和書法合在一起，比如寫“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葉，看上去像個荷字。這個我不大懂。這又何必呢？書法是書法，畫是畫就完了。當然畫荷也有各種流派。最近一期《中國書法》，我看完了。最後一篇是曹寶麟的文章，對比王羲之的《聖教序》和《蘭亭序》。後來我看那個表，那個字的結構，我覺得中國漢字一個是線條，一個是結構。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知識》那幾個字據說也是集的王羲之的。我看了曹寶麟那篇文章，從結構上講是王羲之的，別的不講，正符合我的口味。王羲之字的美我形容不出來，就是感覺著好。

王嶽川：我對王羲之書法非常喜愛，長年臨習。在感受王書風範的同時，日益明晰地意識到：注重傳統的傳承和升華出新的中國文化精神，是當代學者藝術家不可忘懷的內涵。在書法方面當代中國有一種過分現代的情結，事實上，任何過分都會受到歷史文化精神脈絡的修正。二王傳統對中國書法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說從事中國古代思想的人，對經典要保持一種傳承之後的創新思想；另一方面說帖學與碑學不可偏廢。當代人從粗獷的民間書法吸收一些營養，從大氣的碑學裏邊學到一些豪放之氣，從雄強的摩崖石刻中學到一種氣脈——真正的大氣，我覺得很重要。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精粹典雅的東西也應進一步推陳出新，繼續創造。季先生看到《文史知識》，說是集王羲之的字，並眼睛為之一亮。其實是中國文化中長期積累下的，對華夏審美趣味的共鳴。這種趣味，有可能經過了歷史的演變。王羲之的字本來在隋代以前，差不多二三百年間也不受重視。當時受重視的是王獻之，但是到了唐代王獻之的字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從唐代到現在經歷一千三百多年，王羲之的字占有很高的地位。我認為近十幾年的書法試驗和先鋒書法，可能是對二王傳統的過分忽略。在這裏我想到一個問題，文學界在討論“文學性”的問題，戲劇要有“戲劇性”，戲劇性就要突出人格、命運、悲劇情景，戲劇才所以叫戲劇。文學沒有文學性，那麼同新聞報紙，一些流行的故事，一般傳說和街頭巷尾的閑談就沒有什麼根本區別。那麼，書法是否有一個“書法性”的問題？書法性是什麼？現在有一種說法，現代書法是反書法，反書法性，這種說法很值得分析，也很值得思考。我倒覺得如果電影沒有了電影性，文學沒有了文學性，音樂沒有了音樂性，就會成為另類東西。書法沒了書法性，當然也就不再是書法了。所以書法的書法性並不是僵化的東西，它是在二王書法傳統中整合了民間書法、碑刻書法等形成的一種新的傳統、新的整合。可以說，我們書法本身審美的東西不能丟掉，不能抹殺，要開創出新，要堅持書法的書法性，書法構成線條的美、結構的美和它那種長期的人文的藝術的文化美。

季羨林：少數民族中的東巴文，前幾天有人送給我一副對聯。西夏文，可以會寫了。別的少數民族文字，我就不敢說了。

王嶽川：東巴文是納西族的文字，還是不錯的。我最近正好到雲南麗江去作了一次考察，感受到東巴文字的樸素，但是其書寫否可以稱為書法還可以討論。

季羨林：他們送的那副東巴文對聯，從美學的觀點看，不美。

王嶽川：主要是文字結構行氣比較散。季先生，當代書法您認為在21世紀怎麼發展，應該是寫怪怪的字、寫醜醜的字呢，還是寫清麗文雅、生動神俊的字呢？您喜歡什麼樣的？

季羨林：我的欣賞能力是保守的，還是喜歡王羲之那個傳統。看著字的結構，我也說不出什麼和別人不一樣的。我喜歡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爭座位表》，懷素，宋朝我最喜歡黃山谷。

王嶽川：我也很喜歡二王和顏真卿，還有王鐸、孫過庭的書法。

季羨林：弘揚中國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揚我們書法文化。全世界文字可以成為審美的藝術——書法藝術，只有中國，別的國家沒有專門的書法藝術，歐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為專門的書法藝術，穆斯林國家的文字有畫畫的意味但是仍然不能成為書法。在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書法實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學者書法有自己的歷史，起碼清華過去有梁啟超，北大過去有沈尹默等。學者書法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學者書法不僅是藝術，而且是文化，同時也是學者對漢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從學者書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學者的文化修養和寬宏眼界。書法需要嚴謹的基本功訓練。正如畫畫必須素描，不素描不行。學寫字必須從楷書入手，橫平豎直，有法度規則。現代有的書法家包括不少日本書法家不重視楷書，也不重視行書、草書的規則，這樣寫出來的字不注意的話就是“鬼畫符”，很不美。看不美的所謂的書法作品，感到心裏難受。好的書法給人精神和身體帶來雙重好處，使學者身心健康。看懷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鄧石如書法，驚心動魄；看吳昌碩墨荷的筆墨，精神和身體雙重振動!學者書法有文化建設意義，不僅老年學者可以多練，中青年學者都應該好好練習書法。在書法藝術中，不僅需要天賦，更需要勤奮。今天的學者書法展有中年學者參加，表明學者書法後繼有人。

王嶽川：對書法文化這個學統，今天有不少書法家已經數典忘祖。我目前一直關注中國當代書法諸多問題，如中國書法中民間書法問題、反精英主義問題、背對傳統的“醜怪”書法問題、書法中的後現代“矮化”（比矮）問題、日本書法的橫向挪用問題、歷史虛無(經濟全球化使然)問題、消除歷史維度的書法空間張力問題，以及書法藝術邊緣化問題等方面，做些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反書法性的“書法潮”中，我更加感到“學者書法”在當代中國的重要性。書法一般而言在今天有三個類型：一是“書法家書法”，二是“名人書法”，主要是指政府官員、名流等的題詞，三是不太為人注意但是極為重要的“學者書法”。這些學者也可能是名人，也可能是他們去世若幹年後發現的新名人。很多學者在世時，可能是默默無聞，包括曹雪芹在世的時候，窮得舉家食粥，但如今“紅學”養活了很多人。所以，很多學者在生前並沒有求發達之思。但是他們的書卻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澤被後代。後人日益感到他們學問和境界的高遠。因此現在活著的學者，尤其是高齡學者幾乎幾十年、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花在了著書立說上，他們是中國20世紀思想史的見證和縮影，他們的思想濃縮在了他們等身的著作中。而他們的書法，他們對書法的傾心愛好，其實是他們的一種生命情懷。從這種意義說，當前書法試驗的東西太多了，尤其是現代和後現代書法試驗多了些，而像心跡心電圖那樣反映學者人格和心境的書法可能是少了些。我認為技巧實驗和心靈體驗二者不可偏廢。學者的書法也可能是“法”，世紀風雲濃縮在他的字當中，因而他們的字往往寫得比較溫潤含蓄，在溫潤和含蓄中呈現出學者的文化積澱。因此，如果書法家的書法更多走向了市場，名人書法更多走向萬人追逐的傳媒，那麼學者書法也應該走向民間，走向大眾，走向社會，走進千家萬戶。除了他們的學術思想廣為人知外，他們的書法藝術作品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書法中的珍寶。文化的個性，當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以後，經過“拿來主義”之後整合的中國新文化，就將逐漸實現自己的文化“輸出主義”!

季羨林：北大應堅持“文化書法”方向。北京大學有悠久的人文傳統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如今在書法藝術審美教育方面又推進了一步，無疑將使北大的文、理、藝術學科得到全面地整合，從而促使北大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北大書法研究生班作品在國內外展出，將使北大人文精神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弘揚光大。今後這類書法展持續舉辦下去，無疑將使北大在科學民主精神之中增添新的精神魅力和人文活力。書法有實用和藝術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其還有文化傳承和生命陶冶功能。這是中華文化的獨特之處。在我看來，大學書法尤其是研究生書法，應該在真正繼承傳統書法文化的基礎上，走一條合乎人性的清新優美的藝術道路。中國漢字的線條和結構，使得書法創作必須尊重藝術文化規律，凡是違背這些規律走入旁門左道的所謂追新，即是與大學書法旨趣相悖的。大學書法不僅講求書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書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在我看來，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書風表達了中國書法精神中極為精致的文化品位，是形式和內容的協調完美，應該成為大學書法的主流，在此基礎上，兼容並包而推陳出新。可以說，大學書法不僅是藝術更是文化，也是學者們對漢文字的美化和文化。我注意到一個現象：藝術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為什麼後來的藝術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為文化底蘊欠火候。而大畫家範曾首先是一個哲學家，其次才是一個書畫家，範曾作為專業大書畫家，其古文和中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

王嶽川：是的，當代中國書法和繪畫如果喪失了文化，喪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個尖（技法）的話，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六  人間情懷與和諧生命觀

王嶽川：先生的壽眉已經很長了，看著越發睿智慈祥。

季羨林：哈哈，該長毛的頭頂不長了，不該長得眉毛反而老長。

王嶽川：您在醫院裏還每天寫兩千多字，真讓年輕一代學者汗顏。

季羨林：活到老，寫到老。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間。時移世異，人事滄桑，今天的我已經非復當年之我了。我有一個“三不主義”的保健方法，就是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心裏沒有負擔，胃口自然就好，吃進去的東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輔之以腿勤、手勤、腦勤，自然百病不生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不容易，甚至對自己“太殘酷”。已經到了九十多歲，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潤園裏的第一盞燈，伏案讀寫，孜孜不倦。我只能說，這樣做能使自己心裏平靜。如果有一天我沒能讀寫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內疚，認為是白白浪費一天。習慣成自然，工作對我來說已經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來生了。

王嶽川：是啊，這種熬夜寫作，其內在的情懷仍然是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人文知識分子代表了社會的良心，人文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體現在童心、慧眼、俠骨、柔腸這八個字上面，學者人間情懷和思維超越性必要的。光是有慧眼和俠骨，這是好論戰、好鬥。今天我們的世界，活得有欲望功利心的人很多，但具有赤子童心的人很少，王國維張揚的那種赤子之心很難看到，大抵只剩下消費、娛樂、沈重的肉身和放縱的欲望，沒有釋放自己大快樂那種童心。那種節日般的大快樂和只是滿足自己生理欲望的那種快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還有柔腸，柔腸不是僅僅指愛情，對女人、對男人的戀情，它是對世界的、對宇宙的、對生命的，包括親情、友情的愛，這在性趣盎然的時代人們對真情已經很淡然了。知識分子這個詞，從古希臘對“哲學王”的籲求開始就一直有神聖的意味，今天這種神聖性意味被解構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於是許多學者耐不住寂寞，開始眺望和羨慕“有機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生活。但我以為，知識分子的根本恰恰在於對於那些仿佛虛無縹緲的問題的思考，人文學術問題註定與實用價值無緣，一個學術問題的理清未必為社會帶來多少財富，但是世界上總有些精神性的、超越性的東西是愛智者必須去思考的，也總有些美好的東西是需要美善者去守候的。為什麼我們強調知識分子的立場和價值?因為對於一個社會而言，知識分子就是人類精神的最後守夜人。知識分子就是置身於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歷史中間物，從黑暗的世界中走出來，展示給他人未來的世界，而當光明到來時正是自己飄逝時。這種命運很有悲劇的味道，但卻道出了一種現實——唯有飄逝的，才是永恒的。

季羨林：我喜歡的知識分子是：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後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後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當然是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王嶽川：其實這正是您夫子自道。知識分子應該保持一介寒儒的書生本色，不應該過多地考慮經濟問題，而應有超乎事務，蕭然物外的大氣象。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我們個體的生命。

季羨林：我已年屆耄耋，我對生命和名利的態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脫的。我很欣賞陶淵明的四句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順盡，無復獨多慮”。這是我的座右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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