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田寬郎：那最後一個日本兵去了

孤寂如雲

俞天任

1月16日下午，在日本戰敗後仍然於菲律賓叢林中堅持了三十年的遊擊戰，直到1974年3月9日才投降的原日本陸軍少尉小野田寬郎在東京都的一家醫院裏因肺炎而去世，享年91歲。

震驚世界的“小野田寬郎投降事件”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在這四十年裏，小野田一直因為各種理由而在日本社會受到注視。對於左翼人士來說，他是一塊“頑固的軍國主義化石”；而對於右翼來說他則是一個他們所需要的英雄象征，甚至“軍神”。他逝世之後，在You Tube上有關的視頻立即出現了大量的歌頌或者懷念的留言。

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表現有一點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除了最後的陸海軍無條件投降之外，日軍在戰時沒有發生過排以上的集體逃亡和集體投降事件，這在參戰各國中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有了“日本兵勇敢不怕死”的說法，而小野田這件事似乎正好成為了一個佐證。

除了小野田寬郎之外，日本兵“勇敢不怕死”似乎還能找得出其他例證，例如滇西緬北戰役中的松山戰役和騰沖戰役中，日本守軍幾乎都戰到了最後一個人而全軍覆滅。

筆者閱讀過不少日本軍人回憶錄，感覺這似乎不是一個什麼勇敢不勇敢的問題，而是當時擺在日本兵面前的選擇就只有“戰死”這麼一種。

實際上最能說明小野田為什麼會在叢林裏堅持三十年的理由應該是他在2005年回答作家井戶十月的“給你再活一次的機會有何打算”這個問題的回答。

他是這樣回答的：“人是社會的產物，不少人在想到‘再活一次’這個問題時總是雄心勃勃地想幹這個想幹那個，實際上什麼都幹不了，再活一次也是被社會的浪潮卷著走。”

實際上這才真正描述了小野田的一生：僅僅是被社會的浪潮卷著走罷了。

對於被尊為“軍神”的小野田來說，命運是很有諷刺意義的。他們家曾是武士，用現在的話來說，也是“有身份”的人家。但他父親是老二，雖然無法繼承家產，但還是成為了一名縣議會會員；他母親是一名小學老師，是當時日本很少的工作知識婦女，所以小野田兄弟四人中除他之外的三人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分別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陸軍士官學校、陸軍經理學校等名牌院校。而小野田則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因為他一直和他父親發生沖突，所以就幹脆離開家庭遠走高飛。1939年，十七歲的小野田在舊制中學（相當於現在的高中）畢業之後，他沒有繼續升學，而是在漢口的田島洋行找了一份工作。

當時正是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之後，有著日本軍隊的軍靴和刺刀作為後盾的在華日本商社想不掙錢都困難，不到二十歲的小野田居然每月的工資有二百日元，要知道那時陸軍大將的工資也就是五百日元，作為一個商社的小職員小野田在漢口過著很奢侈的生活，開著福特小汽車，愛好居然是攝影和業余無線電通訊。

但這種生活並沒有持續很久，1942年，年滿二十歲的小野田依法要被應征入伍，他被編入原籍的和歌山第61聯隊留守部隊接受訓練。這時他通過了幹部候補生的考試，被久留米第一陸軍預備士官學校錄取，半年後接到前往陸軍中野學校二俁分校報道的命令。

這個二俁分校和本校的中野學校有點不一樣。雖然都是培養特工，中野學校主要是培養宣傳和情報方面的特工，而二俁分校培養的就專門是進行破壞活動的特工。之所以把小野田從預備士官學校調到中野二俁分校是因為小野田的檔案上記載他有四項技能：會英文和中文這兩國外語，會駕駛汽車，會攝影，還擁有業余無線通訊執照。這四項特長的第一項是在從事國際貿易的商社就職所必需的，而後面三項則純粹是高收入所帶來的“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業余愛好。當時日本是軍國主義社會，警察保存著每一個人的檔案，裏面記載著這個人的一切有關的信息，而小野田的這四個特長都是進行特工活動所必需的。

這樣在1944年12月，接受完訓練被任官為少尉的小野田寬郎被分配到菲律賓的第41軍情報部，配屬於第8師團，12月30日，小野田帶著三千日元的活動經費和可以使用幾年的武器彈藥去了在馬尼拉以南大概160公里，東西長27公里，南北寬10公里的盧邦島。

在整個戰爭就要結束的時候，小野田的戰爭卻才剛剛開始。

那時候，麥克阿瑟已經在萊特島成功登陸兩個月了，美軍為了攻占菲律賓最大的呂宋島而進行的民都洛島戰役也已經開始，日本即將全面失敗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且小野田所在的中野學校對他們沒有隱瞞任何事實，因為他們是被作為“殘置諜者”派到菲律賓去的，之所以去盧邦島是因為戰前美軍有過在那個島上修建空軍基地和雷達基地的計劃，日本人估計美國人還會繼續進行那個計劃。小野田的負責人，被遠東軍事法庭馬尼拉法庭判處死刑後來又莫名其妙沒有執行的第八師團長橫山靜雄中將對他們的訓示是這樣的：“你們絕對不能玉碎，要堅持三年五年，我們肯定會回來。保留兵力，啃椰子也要堅持下去，再重復一次，絕不可玉碎。”

橫山師團長只注意了叮囑小野田們不要隨便自殺，但忘記了叮囑他們投降，這是因為橫山靜雄中將自己也沒有想到僅僅八個月之後天皇就決定無條件投降了，而下達投降令的時候菲律賓的日軍已經被美軍打得潰不成軍，盧邦島的二百余名日軍中只剩下了四十幾個人，化為三個人一組分別活動。

知道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其他日本兵都向美軍投降了，而小野田組則沒有投降，小野田們不投降的理由也很古怪：別人投降是因為從來沒想過日本會戰敗，而小野田不投降則是因為他已經知道了日本要戰敗。

在小野田去菲律賓赴任的時候，軍部甚至連美軍將在日本本土登陸，戰鬥將在日本本土進行的預測都告訴了他們，軍部也沒想到日本會無條件投降。所以對於小野田來說戰敗不意外，都是想定之中的，他到這裏來就是因為會戰敗，所以，就是因為日本即將戰敗，現在他們才要開始發揮自己的作用了！

“殘置諜者”的任務基本上是這樣的：既要保存自己等待大部隊反擊回來，又要時常出擊以顯示自己的存在，牽制敵軍軍力。小野田帶著自己遊擊組裏的兩個部下和半道上拾來的另一名掉隊日本兵就開始了打遊擊。後來那個掉隊日本兵再一次掉隊了，在1950年被美軍俘虜了之後大家才知道盧邦島上還有小野田寬郎等三名日本兵的存在，而這幾個人本來是在1945年日本戰敗當時就已經作為戰死處理了的。但當時菲律賓的形勢不太穩定，日本政府也沒有心思去管這件事。

正好這時候朝鮮戰爭開始了，駐菲律賓的美軍的調動非常頻繁。看到美軍飛機和軍艦的活動，小野田想起了師團長“三年到五年”的訓示，覺得大部隊要打回來了，於是就開始主動出擊攻擊當地的警察以及美軍基地，這樣在1954年又喪失了一名部下。

此時日本政府就派了人去找他們，但小野田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來人，他們認為日本已經被美軍占領，現在的日本政府只是美軍的傀儡，而真正的日本政府還在滿洲堅持，美軍在進行的戰爭行動就是證明。

多方搜查未果，於是在1959年，日本政府再次判定小野田少尉已經死亡，於是小野田又進了靖國神社。因為小野田已經成了名人，這次的葬禮還挺隆重的，留下了視頻資料。

但實際上小野田仍然沒有死，他還在繼續抵抗，還把繳獲來的收音機改造成了無線通訊設備，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和“真正的日本政府聯系”。他們通過繳獲的收音機了解外界的信息，他們知道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也知道日本的經濟發展的不錯，在從前來討伐的菲律賓軍方有意留下來的畫報上，他們都看到了皇太子結婚的彩色照片，甚至他們還收聽賽馬節目，沒事自己賭馬玩。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對東京是“傀儡政權”這個信念一直沒有變，因為越戰而再次開始頻繁調動的美軍再次給了他們信心。直到1972年10月最後一名部下小塚金七被菲律賓討伐隊擊斃事件才發生了變化。

我們完全可以把小野田的抵抗看做是一種“敬業”行為。因為給他的指示就是在這個島上堅持等待日本反擊軍的到來，但是其實小野田自己也承認那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他不能投降，首先東條英機制定的“戰陣訓”裏講的清清楚楚：“決不能生受虜囚之恥，寧死不留罪禍汙名”，投降了會給家族留下無法洗刷的汙點，構成日本文化中心的“恥文化”使得一個日本人無法選擇讓家人蒙羞。再者，小野田也知道他即使投降，也會被作為戰爭罪犯受到審判，能不能活下來不知道，唯一的解脫就只能是自殺，可是求生的欲望使得他不想去選擇自殺。

實際上當時在各地戰場上都有這種情況，面對著強大的敵人而還沒有後方支援的日本兵除了繼續抵抗之外實際上是沒有其他選擇的，反正都是一個死，還是選擇一個讓家人不為難的死法吧：要不然被敵人打死，要不然自殺。

小野田當然沒有從一開始就準備自殺，師團長給他們的訓示就是不準自殺。但小塚死了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已經五十歲的小野田知道他的時間是有限的，隨著年紀的增大、體力體能不斷在衰退，他一個人已經無法面對不能搭天蓬防雨、不能接連兩天在同一地方過夜的遊擊生活。他已經決定如果抵抗到六十歲，如果日本反擊部隊再不來的話就向美軍的雷達基地發動玉碎沖鋒來自殺。

而在小塚金七被擊斃之後，日本政府也加大了搜索的力度，小野田的父親和哥哥都到了盧邦島喊話，而實際上小野田也看到了自己的父親和哥哥，但多疑的小野田還是沒有出面。

後來一個叫鈴木紀夫的日本青年冒險家獨自一人到了島上，帶著帳篷在密林裏宿營，企圖接近小野田。一天晚上，小野田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對他說如果要他投降一定要通過原有的命令系統向他發出解除任務的命令，這樣才是軍隊的做法。

這樣，外界才找到當時向小野田發出命令的第十四軍參謀部別班班長谷口義美少佐，發出了撤銷以早就被美軍絞死了的代號“尚武集團”的第14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名義下達給小野田所屬的“尚武集團參謀部別班”的作戰命令，小野田這才正式向美軍以及菲律賓軍投降。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寬郎投降時的情景（資料圖片）

但是被菲律賓當局赦免之後，小野田少尉發現他已經無法融入這個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日本社會了。

回到日本之後就有記者問他是否有向菲律賓人謝罪的想法，在他看來這個問題是很荒唐的：是日本政府派他去的菲律賓，又不是他自己要去的，現在日本政府並沒有向他謝罪，怎麼反而有人向他問出了要不要向菲律賓謝罪的問題了呢？實際上，他覺得日本政府欺騙了他，還拒絕了日本政府發給他的100萬日元的慰問金。

得知這一消息之後，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向小野田捐款慰問”的運動，但是小野田把收到的這些捐款全部捐給了靖國神社。

當時雖然還沒有發生靖國神社的甲級戰犯合祀事件，但在主流傳媒和知識階層看來靖國神社就是一種軍國主義的象征，因此回來的小野田寬郎就成了“歸來的軍國主義亡靈”。實際上也不一定就能這麼說，對於小野田來說，那可是光他自己就進去了兩次的地方。再加上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相會於靖國神社”，因此他就是認為他的戰友們全在靖國神社，而對於一個戰士來說，戰友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何況，他認為自己還能勞動掙一份工資，為什麼要拿別人的捐助呢？

對於小野田來說，回國之後第一件讓他毀三觀的事情，就是他一下飛機就立即被強迫安排住進醫院裏進行了三個星期的身體檢查和觀察。這種在戰後變得理所當然的人文關懷在從軍國少年成長起來的小野田看來是不可理解的，當時他最著急想去幹的是去為他的戰友掃墓。

這樣再三發生的文化沖突使他覺得在祖國日本無法繼續生存了，可能他的身體也更加習慣了荒野的生活，都市的噪音使得在叢林生活中隨時隨地處於恐怖狀態中的他像個驚弓之鳥，於是在回國半年之後就去投奔已經移民巴西的二哥，到那兒去開墾牧場。

移民巴西十年之後，他慢慢習慣了戰後的文明。那時小野田才開始回日本。1980年川崎市發生了一起預備校學生用金屬棒球棒殺死了自己的父母的惡性案件，小野田認為這是戰後才有的“考試戰爭”的產物，覺得還是應該回歸戰前的價值觀，這樣就回國辦了一個名為“小野田自然塾”的傳授野外生存技巧的訓練班。這個訓練班經常讓人懷疑其目的——小野田確實參加了不少右翼組織的活動，其中最多的是有關靖國神社的活動。但他的理由也很有說服力：“如果我真的死了不就在裏面嗎？”，這個理由也不是不能理解：如果誰都不去靖國神社看一看，那他在裏面也實在太孤單了點。

三十年的叢林生活，已經確實把小野田固化成了一塊軍國主義時代的化石，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不是小野田自己能夠選擇的——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他應該是一個商人，不應該在叢林中當三十年野人。他甚至都拒絕了接受天皇的接見，理由是他堅持不投降是沒有接受天皇的命令，所以無臉見天皇。而真正的理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為真的信奉“絕對天皇論”的人，是不可能拒絕天皇的。

實際上從小野田晚年笑呵呵地回憶在中野學校的生活，就可以推知到他不是絕對天皇主義者。小野田對人說中野學校實際上並不強調意識形態，因為是為了培養特工，所以需要讓他們知道各種各樣的知識，就連“天皇機關論”甚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種當時屬於大逆不道的學說在中野學校裏也是可以討論的。

他在軍國主義時代被裹挾而走，被時代所改造，又被時代隔絕成化石，最終還不得不活著面對時代的又一次改變。小野田之所以成為了那些右翼口中的所謂“軍神”，只是個人面對時代的無奈。真讓他再來一次，還真不見得他一定會那麼遵守《戰陣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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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筆名“冰冷雨天”，自稱“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類戰犯叫參謀》、《浩瀚的大洋是賭場》、《誰在統治著日本》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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