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議員軟性腐敗警世錄

近水樓臺

按照聖經的看法，賣淫嫖娼是罪惡，因為腐蝕了當事人的靈魂。由此可以推論，腐敗是比賣淫嫖娼更壞的罪惡，因為腐敗不僅腐蝕了當事人的靈魂，還腐蝕了社會的靈魂。再進一步推論，軟性腐敗比普通的腐敗更壞，因為軟性腐敗不僅腐蝕了社會的靈魂，還腐蝕了法律的靈魂，使無恥者無敵。

一、前言

軟性腐敗（Soft Corruption），是指官員腐敗但沒有犯法；換言之，合法性腐敗。

彼得•史威澤 （Peter Schweizer） 可能不是“軟性腐敗”這個名詞的原創者，但這個詞能受到人們廣為重視，他是重要推手。史威澤去年出版的一本書《把他們全部扔出去》（Throw Them All Out，2011年11月出版），用大量事實披露了華盛頓國會議員普遍存在軟性腐敗。該書震撼了美國社會，使“軟性腐敗”這個術語不脛而走，成了流行詞。

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民選官員的某些財務信息必須公開，存儲在公共數據庫，供大眾查閱。盡管如此，查詢公共數據庫，如同訪問令人生畏的迷宮，因為存儲在那裏的信息非常龐雜，而且常常需要申請才能訪問。對一般民眾來說，查詢這些資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威澤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他研究的方向是國會議員和競選資助者之間的關系。2010年春天，史威澤登錄公共數據庫查閱資料時，偶然發現國會議員利用他們能接觸內部資訊的特權，買賣股票牟取暴利。這令他非常吃驚，因為同樣的行為發生在普通人身上，屬於股票內幕交易，是要坐牢的。

史威澤決定做一個調查。他雇了8個學生，化了幾個月時間，從公共資料庫搜集國會議員們2000年以來的財產申報表，從中整理出他們的股票交易記錄。史威澤把調查目標主要集中在國會兩黨的領袖和幾個主要委員會的成員。根據調查結果，史威澤寫出了《把他們全部扔出去》一書。

在發行前，史威澤把書的內容透露給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該公司據此進行了采訪核實，制成電視節目。

本文關於議員軟性腐敗的事實，主要取材於史威澤的書《把他們全部扔出去》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011年11月13日的電視節目《60分鐘》；如果取材於其他資料，將另行註明。

二、議員們享受股票內幕交易的特權

2008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處在金融海嘯的大動蕩中，美國政客們舉行了一連串的閉門會議，爭論是否應向市場註入“拯救”資金。當全世界憂心忡忡屏息等待華盛頓的決定時，美國眾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共和黨召集人斯賓塞•巴切斯（Spencer Bachus；當2010年共和黨成為眾院多數黨後，他順理成章，坐上了該委員會主席的席位），以及他的同事們迎來了發財的好時光。

國會出臺任何金融救市計劃，首先要由眾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推薦。在這時期，國會領袖和金融服務委員會成員，經常聽取市場監管高級官員的內部簡報，他們也隨時可以同這些官員私下通電話，了解“行情”。

巴切斯不是一位富豪，手上沒有什麼股票。然而，現代股票市場妙不可言，炒股不需要實際擁有股票，這就是股票期權交易（Stock Options Trading）。

股票期權交易是指期權購買人付出一定費用（期權費）後，與股票經紀公司對某支股票達成協議，期權購買人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無論市價如何升降變化，都有權以協議規定好的價格購買或出售一定數量的該股票。期權主要有兩個形式：一個是看漲期權；另一個是看跌期權。

看漲期權：期權購買人在規定期限內可以按合約價格購買若幹數額的股票。當股票價格上漲時，他就按合約規定的低價從股票經紀公司買進股票，再以市場價賣出，從而獲利。由於盈利多少視股票漲價幅度高低而定，故稱看漲期權。如果股票價格在這段時期走跌，低於合約價格，期權購買人就不會按合約規定的價格買進股票，即不執行合約，而是讓合約過期失效。這種情況下，期權購買人花費了期權費，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報，這同絕大多數彩票購買的結果相似。

看跌期權：期權購買人在規定期限內可以按合約價格出售若幹數額的股票。當股票價格下跌時，期權購買人就從市場買入股票，然後按合約規定價格出售給股票經紀公司，由於這種情況下，期權購買人盈利大小取決於股價下跌程度，故稱看跌期權。

執行期權買進賣出股票，不需要股票實際過戶，而且名義上的買進和賣出也是同時發生，因此就不需要準備購買股票的本金。用股權交易炒股，杠桿作用特別大，但風險也特高。

期權費的高低，同協定價格、期限長短、買賣供求關系、市場行情等多種因素有關。說到底，這是一種賭博，如同開賭場的東家一樣，股票經紀公司穩賺不賠。而賭徒就沒那麼幸運了，“金融業有一個重要法則，75％的期權沒有執行，80％的期權交易賠錢。”（There is a rule of thumb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at 75％ of options are worthless when it comes time to redeem them， that 80％ of options traders lose money。 ）然而，巴切斯的期權交易成功率卻超過67％。2007年巴切斯在股票期權交易上賺到的錢，相當於他的議員工資收入（國會議員年薪165,200美元）。在2008年7月到11月的金融海嘯多事之秋，巴切斯就做了40多筆超短期的小額期權交易，期限往往是1到5天之間（期限越短，期權費越低；期限到期，期權費為零），賺進5萬美元。而在同一時期，幾乎所有著名的投資者，包括股神巴菲特，都損失慘重。

如同《把他們全部扔出去》一書中被點名的其他議員，巴切斯矢口否認利用國會內部消息買賣股票。果真如此，實在太委屈這個股票投資奇才了，巴切斯應該辭去眾議員之職，專事股票買賣，“股神”桂冠非他莫屬。當然，巴切斯一定會宣稱，他是多麼熱衷於為美國人民服務，以至於覺得作出任何犧牲都值得；而且他還會說，為自己給美國人民作出的貢獻感無比驕傲。反正美國政客們把肉麻當正經，已是家常便飯，絕不會臉紅。

如同《把他們全部扔出去》一書中被點名的其他議員，巴切斯矢口否認利用國會內部消息買賣股票。果真如此，實在太委屈這個股票投資奇才了，巴切斯應該辭去眾議員之職，專事股票買賣，“股神”桂冠非他莫屬。當然，巴切斯一定會宣稱，他是多麼熱衷於為美國人民服務，以至於覺得作出任何犧牲都值得；而且他還會說，為自己給美國人民作出的貢獻感無比驕傲。反正美國政客們把肉麻當正經，已是家常便飯，絕不會臉紅。

略舉幾個巴切斯炒股的簡單例子。

9月18日晚7點，巴切斯出席了美國財長保爾森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作的一次市場簡報。據保爾森的回憶，這次會議講到金融危機將影響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有可能進一步下跌20％，通用汽車公司正面臨破產等一系列外界還沒覺察到的嚴峻經濟形勢；參加會議的國會議員個個驚得臉色如煙灰。

第二天，9月19日，巴切斯買了股票QQQ的看跌期權。QQQ是跟蹤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中100支主要股票的市場指數股票，換句話說，他在做空市場。巴切斯花了7,846美元買QQQ期權，3天後獲利接近100％。

9月20日布什行政當局向國會提交了高達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國會先是予以否決，以後方案略作修改再提交，10月3日終於在國會獲得通過。作為眾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上層人物，巴切斯比公眾提前知道救援方案跌宕起伏的進程，在這期間他十幾次買了QQQ和另一個市場指數型股票（標準普爾500支股票指數）的5天之內期權，總是適時在方案被否決前買看跌期權，在方案將通過前買看漲期權，這些期權交易平均獲得100％的利潤。

巴切斯不光買整個市場的期權，即市場指數型股票的期權，他也買單個公司的期權。9月8日，財政部長保爾森接到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弗裏•伊梅爾特一個電話，告訴他通用電氣財務出麻煩了。兩天後，巴切斯在一天內連買4筆通用電氣的看跌期權，幾天後獲利超過一倍。巴切斯和保爾森至今都沒有公開否認或證實，他們是否交流過伊梅爾特的電話內容，但是巴切斯在外界對通用電氣的麻煩還不知情的時刻，大肆購買這個公司的看跌期權，確實很可疑。

而且，巴切斯購買股票期權有長期的可疑歷史。《把他們全部扔出去》一書列舉了他購買美國聯合航空、微軟、蘋果、大眾傳媒等多個公司的期權，每一次時機上都很可疑，都是在國會或市場監管當局宣布一項對這些公司股價產生重大沖擊的政策前一刻，而巴切斯是制定這些政策的重要參與者或知情者。

國會議員中，並非只有巴切斯獲利於內幕消息，而且從盈利的數額來看，他還不是從內幕消息中獲利較多的一位議員（這可能是因為巴切斯不怎麼富有，能動用的本金比較少），只是他做期權生意比較突出，即經常對市場和具體公司的漲跌行情下短期賭註；而他的同事們，通常是依靠內幕消息在危機中避免損失，即在拯救銀行前，先拯救他們自己。

2008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國會提交了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為了促使議員支持和批準這個方案，布什政府負責經濟問題的高級官員在方案提出前後同國會重要人物舉行了密集的會晤。除了以上所述的9月18日會議，9月16日美國財長保爾森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同國會重量級議員舉行過另一次閉門會議。當時金融危機只不過使股票市場下跌了幾個百分點，公眾一般認為這次危機對整體經濟影響有限。但是在該次會議上，保爾森和伯南克明確告訴與會者，公眾的看法是錯誤的，危機的破壞遠超出想象，聯邦政府正在準備用巨資救援困境中的保險業巨頭AIG集團，這個消息公布後必將令股票市場猛跌。

第二天，9月17日，眾議員Jim Moran猛拋他擁有的90個不同公司的股票。他從這次拋售中獲得了利潤，而更重要的是，緊接著市場出現了狂跌，他得助於內幕消息，避免了大失血。

也是在9月17日，眾議員Shelley Capito拋售了10萬到25萬美元的花旗銀行股票（由於議員財產申報表上只提供一個範圍，所以不能得到一個具體數值）。這一天花旗股票還值15美元一股，以後持續下跌，到下一年的3月5日，已跌至1美元以下。

在市場崩潰前脫身，不只是眾議員的專長，至少有10位參議員，包括2004年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的參議員約翰•克裏，也不約而同在會議的第二天（9月17日）拋售金融股票，成了金融海嘯中避免損失的幸運兒。

需要指出，國會議員不僅是內幕消息的接受者，很多時候他們制定的政策，也是影響市場走向的重要因素。憑借這種優勢，他們可以在大眾得知消息前，即他們對某項政策的決定亮相前，搶先一步購入或售出相應的股票，用這種不公平的方法牟取利潤。

2009年國會在辯論奧巴馬總統的健保改革方案期間，眾院少數黨領袖約翰•博納（John Boehner，在2010年共和黨成為眾院多數黨後，他順理成章，成為眾院議長）率領共和黨同僚一度挫敗了奧巴馬的方案。在此前夕，博納買進大量醫藥行業和保險公司的股票，在成功否決了奧巴馬的初始方案後，這些股票都有大幅升值。

2011年美國政府的借貸臨近上限前，兩黨議員為提高貸款上限而進行的談判，爭吵不休，歹戲拖棚，股市隨之波動不已。在普通股民蒙受損失之際，一些國會領袖和重量級議員，因具有操縱談判、出爾反爾、預知談判走向的能量，趁機大發股財。

三、與瑪莎•史都華內幕交易案對照

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1941年出生於新澤西州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後來憑自己的努力創辦了瑪莎•史都華生活媒體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是全美知名的“家政女王”。史都華幾年前為避免區區幾萬美元的損失，涉嫌一件股票內幕交易案，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成為人們飯後茶余的閑談資料。美國一個名為ImClone的制藥公司，股票價格在2001年12月底猛跌，原因是該公司抗癌新藥Erbitux的上市申請，被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拒絕了。消息於12月28日（星期五）股市結束後向公眾宣布，而在這之前ImClone公司的執行長給他在美林證券公司的股票經紀人打了個電話，要經紀人賣掉他在美林的ImClone股票。這個經紀人正好也是史都華的經紀人，更巧的是，史都華也擁有ImClone股票。經紀人馬上打電話告訴史都華，ImClone公司的執行長和他的女兒要出空在美林證券賬戶上的所有ImClone股票，建議史都華也跟進，賣掉該股票。

史都華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決定全部出清她擁有的3,928股ImClone股票。第二個股市日是星期一12月31日，ImClone股票狂跌16％，因為史都華提前一天賣出，算下來得以避免45,673美元的經濟損失。 當時史都華擁有財產十幾億，區區4萬5千元，對於這位富婆實在算不了什麼；而貪了這個小便宜後招來的牢獄之災，相信史都華一輩子也忘不了。

ImClone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及其親友，在新藥不能上市的消息公布前夕狂賣ImClone股票的舉動，被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盯上了。在調查中，史都華這筆微不足道的小交易也被牽連進來。2003年6月4日，史都華正式受到起訴。經過審判，陪審團認定罪名成立，史都華被判5個月監禁。另外總共罰款225,000美元，差不多5倍於她通過內幕交易避免的損失。

對照史都華內幕交易案，毋庸置疑，國會議員利用工作中獲取的內幕消息買賣股票，其形式與性質，同史都華的違法行為並無二致，而且程度還遠遠超越史都華。對於一般的刑事案，是由警察負責調查取證，然後移交檢察官起訴。而股票內幕交易這種特殊形式的白領犯罪活動，則由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充當警察的功能，負責調查取證，完成後送交檢察官起訴。非常令人費解，SEC斷定，內幕交易法律不適用於議員及其助手，所以他們拒絕調查議員內幕交易行為。按照SEC的解釋，“這些民選官員不承擔與企業負責人相同的保密義務，所以這些政府高官的內幕交易沒有違法。”（These public officials do not owe the same legal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that makes insider trading illegal by nonpoliticians。） 同理，如果議員們把內幕消息傳播給他們的助手或競選資助者，也沒有違法。

出現這種刑不上大夫的狀況，或者是SEC怕國會，不敢調查國會議員；或者是國會議員在編寫“內幕交易法”時，條文中預設了漏洞，使自己享有從事內幕交易的豁免權。美國學者們比較一致的看法，問題出在後者。

四、耳印記撥款的妙用

議員們利用耳印記撥款生財，是很尋常的事，筆者在《美國遊說政治面面觀》一文中已有介紹。這裏再引用《把他們全部扔出去》一書中的實例，補充利用耳印記撥款使土地增值的一些技巧。

2005年，當時的眾院議長丹尼斯o哈斯特爾特在伊利諾斯州買了大片玉米地，賣主還以為他要辦農場。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謎底很快揭曉，哈斯特爾特弄到建一條高速公路的耳印記撥款，這條高速公路將從他買的這些土地旁經過。建公路的消息公布後，哈斯特爾特買的這100多英畝地，價值馬上就翻了個跟鬥。隨後他把這些土地全脫手了，買進賣出相隔不過幾個月，哈斯特爾特賺進200多萬美元，而當初把玉米地賣給他的農民，明白真相後，視其為騙子。

參議員Judd Gregg和他的兄弟在一個廢棄的空軍基地擁有地產和商業利益，Gregg假公濟私，從國會搞到7千萬美元的耳印記撥款，用於開發建設這塊土地，他們在那裏擁有的財產價值頓時上升。

問題的關鍵是，以上這些行為，法律上不視為腐敗。

五、私營公司假手初始股向立法者送紅包

在美國，一個公司老板如果直接送給一位議員1萬美元，這個老板和議員可能都要去坐牢。但是，如果這個老板假手道具送給議員10萬美元，則可以完全合法。

原始股（IPO）是公司上市之前用內部價格發行的股票，主要向投資機構和企業內部高層雇員出售。有時原始股持有多年後公司才上市，這樣資金會被套住；不過一般上市後，原始股投資者可以期望遠高於購買價出售這些股票。而如果在公司上市前一、二天購入原始股，無異於如同收到一筆現金禮物。

2008年3月，信用卡Visa公司在即將上市前，向時任眾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提供原始股，佩洛西購入5,000股，每股價格不高於44美元。48小時後，公司上市，這些原始股可以在股票市場以65美元出售，佩洛西投資2天就凈賺10多萬美元。

問題還不光是信用卡公司假手原始股這個道具，奉送議長佩洛西至少10萬美元，而且這其中還可能有利益交換。當時的眾院相關委員會，已通過一個限制信用卡公司向用戶亂收費的議案，在等待眾院領袖安排大會辯論和表決，但是佩洛西買了Visa公司的原始股以後，這個議案就被擱置，如同被處安樂死，一直沒有進入辯論和投票表決的日程表。

如此這般幸運的原始股，佩洛西至少從不同的公司購買過8次。當然，享受這種待遇的國會議員，不僅是佩洛西一人。在媒體披露佩洛西接受Visa公司的原始股後，她的辦公室對外發表聲明，稱佩洛西眾議員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過錯，她只是進行了一筆投資，而且Visa公司也向其他議員提供了原始股。

六、政治情報業

美國的說客政治和議員享受內幕交易特權，這些現象已經夠令人震驚了，近年來還有匪夷所思的新發展，從院外遊說業分離出了一個全新的行業，稱為“政治情報業（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dustry）”，這是一種另類內幕消息交易模式。

議員們平時買進賣出什麼股票，這種信息對於華爾街的對沖基金、共同基金等操弄股票的投資機構，意義重大。因為，一則議員們有機會接觸到市場和企業的內幕消息，二則議員們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官員，他們掌握國會第一手動態，因此他們對股票的取舍，可能反映了市場或企業的內幕消息，也可能反映了國會近期將要出臺的法規。特別是，當議員們買賣股票出現了共同趨勢，則預示了這種買賣是受到市場或國會的內幕消息驅動。雖然議員們每年填報財產申報表時，會列出股票交易明細賬，但對華爾街投資者來說，這些滯後的信息毫無意義。華爾街需要即時知道，議員們在買進賣出什麼股票。政治情報業應運而生。

政治情報業的從業人員，大多都有職業說客的經歷，但他們轉到政治情報業後，就不再從事影響國會立法的遊說活動，而是同議員們及其高級助手套近乎，拉家常，探聽議員們買進什麼股票，賣出什麼股票，最近有哪些議案安排進入辯論或表決階段，表決前景如何，等等。政治情報業的專家將收集到的這些情報歸納整理後，以極高的價格賣給華爾街的股票玩家。據《華爾街日報》2011年10月4日的報道，政治情報業在華盛頓特區從業人員有2,000多名，年盈利已逾一億美元。

既然已經形成市場，既然是買賣交易，議員們透露的這些“情報”，自然不會無償的奉獻。而且政治情報從業人員與高官顯貴拉“家常”，也要有相襯的環境，比如在五星級飯店囊飽酒足之余，或者在高檔雅座觀賞體育節目之時。但是他們的作業方式外人所知不多，因為這不是遊說活動，政治情報業的從業人員無需像職業說客一般，在國會辦公室註冊登記，與議員們的金錢往來也不受任何法規監管。

寫到這裏，不由得嘆服，議員們真是生財有道，而且這生財之道，遠非一般百姓能夠想象。從利用內幕信息炒股，享受普通人不可企望的原始股待遇，耳印記撥款謀私，議員穿過旋轉門變說客發財，助手開遊說公司與議員合作賺錢，親屬做說客的生意經，到向華爾街販賣國會內幕消息，創新能力之強，追蹤都趕不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2011年11月13日，在電視節目《60分鐘》裏報道國會議員利用能接觸到內幕消息的特權買賣股票時，有這樣的評論：“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在離開華盛頓時，口袋裏擁有的錢比他們來到華盛頓當議員時多。”國會報紙《Roll Call》2011年11月初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其中一個統計數據可以為CBS的這個評論作佐證：該項研究披露，國會成員2008年以來平均財富增長了25％。而在同一時期，由於金融海嘯的影響，美國家庭的平均財產減少了20％。

七、立法者為自己網開一面

像國會制定出優惠大公司和大富豪的政策一樣，對於軟性腐敗問題，議員們也是歸咎於法律漏洞。確實，法律存在漏洞是無法完全避免的事，但是漏洞經指出後，如果國會長時期不采取糾正措施，人們就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所謂的法律“漏洞”，並非法律制定時不嚴密，因疏忽而產生；恰恰相反，“漏洞”是議員們精心設計的傑作。

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的國會議員絕大多數認可軟性腐敗。下面這張圖可以作證。這是《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STOCK Act）在眾院開介紹會的錄像截圖，我從報道議員股票內幕交易的CBS《60分鐘》電視節目（2011年11月13日播出）裏截出。

來自美國華盛頓州的前眾議員布賴恩•貝爾德（Brian Baird），是國會的少數例外。美國眾議員一屆任期2年，貝爾德從1999年1月到2011年1月擔任了6屆眾議員。在第四屆任期上，他提出了《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的議案，遭到國會領袖的冷凍扼殺，沒有機會在議員中辯論和表決。這個議案禁止股票內幕交易，也禁止上文提及的利用國會內幕信息買賣土地這一類行為。它的的英文全名是“Stop Trading On Congressional Knowledge Act”，直譯為“停止利用國會的信息做生意法案”，因為一般采用縮寫“STOCK Act”，容易被誤譯為“股票法”。

貝爾德沒有泄氣，在第五屆和第六屆任期分別重提這個法案，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掌控眾議院，他的這個提案總是被冷凍擱置，直到任期屆滿都沒有獲得辯論的機會。做滿了第六屆任期後，貝爾德沒有競選連任。

一直到他最後一次提案，貝爾德才爭取到一次眾院聽證會機會，讓他及邀請的一些專家向議員同僚們論證這個法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眾議院有435位議員，可貝爾德對CBS《60分鐘》節目主持人說：“幾乎沒有人來聽他的論證。”這張截圖就是來自CBS報道中插映的聽證會錄像片段。聽證會在2009年7月13日舉行，當時貝爾德已當了10年半眾議員，是一位資深國會議員，可他的《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提案經過6年的爭取，才得到的一個聽證會，竟然遭到如此冷落。貝爾德對CBS節目主持人說，他沒有利用內幕信息做買賣，被同僚們看作是一個白癡。

2011年11月中旬，史威澤的書《把他們全部扔出去》和CBS電視節目中的軟性腐敗專題推出後，社會輿論一片嘩然，慣於嘩眾取寵的國會議員也就一反常態，參院和眾院很快出現了三個版本的《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提案，並且聯署的議員達200多位。然而，仔細研究了這三個版本的提案後，耶魯大學法律教授喬納森•麥西（Jonathan Macey）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提案又是些玩弄選民的通常把戲，其中的漏洞大到可以讓一輛坦克通過，提案成為法律後，內幕交易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為議員們會比以前更清楚，怎樣做內幕交易不違法。

為什麼要另立新法，在應用於瑪莎•史都華內幕交易案的現行法律上，簡單加一句“本法也適用於國會議員”，不是更簡捷麼？有什麼理由，國會議員和普通公民要采用兩套法律？在2011年12月6日新版本的眾院《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提案的聽證會上，專門負責抓內幕交易的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執法主管羅伯特•卡紮米（Robert Khuzami）的證詞透露了玄機。他作證時認為，國會通過的任何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案，都不應適用於普通公民，因為他擔心議員們為自己度身定做的反內幕交易法，很可能“對內幕交易作出狹隘的定義，從而使SEC今後難以起訴普通人的內幕交易行為。”

一個負責抓內幕交易的主管，竟然提出這樣的要求，寓意深刻。看來即使有了《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對於議員們的內幕交易，SEC也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也不能全怪SEC，畢竟他們每年的預算要經由國會撥款。

八、小地方小議員也能軟性腐敗

小地方小議員當然沒有接觸股票內幕消息的能耐，但是不等於軟性腐敗就沒門了。蟹有蟹道，蝦有蝦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貝爾市（Bell City）是洛杉磯地區最貧窮的小城鎮之一，面積2.64平方英裏 （6.84 平方公裏） ，人口約3.7萬，17％的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居民主要是藍領階層，許多人沒有受過高中教育，在那裏年薪超過3.5萬美元就屬於高收入了。艾麗斯是貝爾市的居民，她以撿拾可回收的廢品為生。2010年7月初，在清理一堆從市政廳拾來的廢紙時，艾麗斯偶然發現了市政官員的工資單。其中市行政官（City Administrator）羅伯特•利茲歐的年薪近80萬美元；他的年輕女助理安吉拉•斯帕西，年薪為37.6萬美元；警察局長蘭迪•亞當斯年薪為45.7萬美元。市議員的工作為非全薪性質，每年只需出席一些短時間的會議，即便如此，5名議員中有4人的年薪在10萬美元上下，高出正常水平十多倍。

艾麗斯隨後走上街頭，手拿工資單，向市民揭露市政官員匪夷所思的高薪。艾麗斯的揭露激起了民憤，也驚動了《洛杉磯時報》，該報調查核實後作了系列報道，一時間貝爾市在美國家喻戶曉。

而在《洛杉磯時報》2010年8月8日的進一步報道中，披露了官員們實際收入比工資單上顯示的，還高出許多。 一年是52個星期，可利茲歐居然能按規定享受帶薪的休假、事假和病假合計超過28個星期，沒有用完這個指標，折算成薪水補發。另外，利茲歐的醫療保險及不能由醫療保險報銷的醫藥費，全部由市府買單。因此在醜聞爆發前一年（2009），利茲歐從市府得到的實際工資超過150萬美元。其他市府主要官員也享受類似優待。在2009年，利茲歐的助理斯帕西獲得未用完休假和病假的補償費188,640美元，加上其他補償，她的實際工資翻了一倍多，達到845,960美元；警察局長亞當斯獲得未用完休假和病假的補償費76,428美元，他的實際工資達770,046美元。而且，市府向他們提供的退休金計劃和醫療保險福利也高得超乎想象，市行政官利茲歐已屆退休年齡，如果這個醜聞沒爆發，他每年可領取超過60萬美元的退休金，警察局長亞當斯則按規定享有他本人及全家終身的醫療保險。

沒有在美國居住過的讀者，可能會問支付這些官員的錢從哪來？像這種沒有多少工商業的小城鎮，市府收入主要靠居民繳的房產稅。在美國不是擁有房產就萬事大吉了，有房以後就有房產稅，高的地區稅率超過房產價值的3％。如果是3％的稅率，一幢30多萬的房子，每年房產稅負要1萬多。所以常聽到已付清房屋貸款的退休老人說，大房子住不起，想換小一些的，就是這個緣由。據《洛杉磯時報》報道，貝爾市的房產稅高得不同尋常，但沒有具體陳述，可能是因為房產稅率通常根據房屋所處的位置而有區別，所以很難用一個數字表達。

美國各地的城市管理方法有自己的特色。我查閱各種資訊後，將貝爾市的管理方法梳理如次。正副市長和市議員是民選官員。因為貝爾市規模小，正副市長由市議員兼任。兼任正副市長的這兩個市議員，議員一職的年薪為10萬美元，但媒體沒有說到他們兼任的正副市長之職薪水何許。所有民選官員的市府職位都不是全職，因為不需要處理日常的事務。議員兼市長的奧斯卡•赫爾南德斯（Oscar Hernandez）也是半職工作（part－time），他經營著自己的食品雜貨店。市行政官、行政官助理，警察局長等實際市鎮管理者，不是民選官員，而是由市府雇用，每年簽一次合同，合同需經市議會批準，市長簽字。用公司來作比喻，這個市行政官就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而市議員像公司的董事，市長可看成董事長。需要指出，市行政官利茲歐雖然是個“合同工”，卻是貝爾市最有權勢的人物。而赫爾南德斯市長其實是個傀儡，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做市長後，成了利茲歐的橡皮圖章。

民主制度不是有權力制衡麼？這個貝爾市規模雖小，民主體制倒也五臟俱全，有市長和議會，可他們不是權力制衡互相監督，而是狼狽合作，一起作惡。警察不是負責偵辦犯罪活動麼？那就把警察局長收買了，好辦事。這個市行政官利茲歐何德何能，貝爾市願意高出市場價十數倍聘用他？他無德無能，做貝爾市行政官十余年，不僅將貝爾市的房產稅治理得高出當地同類城鎮一大截，警察開罰單更像發了瘋，使居民苦不堪言，而且利茲歐把貝爾市引領到實際上已破產的地步，靠著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援助，才賴以生存。

高薪醜聞曝光後，迫於民眾的憤怒，市府官員召開了一次“反省大會”，有許多市民出席。一些非貝爾市的居民也來圍觀，並且在會場外舉著橫幅，上面寫著“我的城市比你的城市更腐敗”。開會期間，市民在臺下喊“辭職！辭職！”，副市長特蕾莎•約卡布回應絕不辭職，“我要和我的人民堅定地站在一起”，引來噓聲大作，有人大喊：“我們不需要你，我們也不是你的人民。”美國政客們慣於在電視上惺惺作態，耳熏目染，使這個小城鎮的副市長（確切地說，是副鎮長），盡管是醜聞的主角之一，在這種尷尬場合下還不忘鸚鵡學舌，過一把癮，肉麻麻地來一句“和我的人民堅定地站在一起”。

至於其他市的居民舉著的橫幅，上寫“我的城市比貝爾市更腐敗”，可能並非言過其辭。《洛杉磯時報》在貝爾市官員高薪醜聞的第一篇報道中，稱貝爾市行政官利茲歐工資是美國總統的兩倍，是全美政府官員中薪水最高者。這篇報道在加州地區引發了揭露潮，人們紛紛給《洛杉磯時報》寫信提供線索。幾個月後，《洛杉磯時報》又報道了加州另幾個小城鎮也有類似於貝爾市的腐敗情況，甚至還有薪水超過利茲歐的官員，只是這些隨著貝爾市醜聞爆發後的同類新聞，人們的關註程度明顯降低了。

貝爾市官員超高薪醜聞在2010年7月份曝光後，正副市長拒絕辭職，直到第二年3月份，經過一次特別罷免選舉，貝爾市居民以95％以上的贊成票，將這夥人統統趕下臺。

美國共和黨極右翼人士，長期以來賣力鼓吹“小政府”理論，竭力要把監獄、警察、軍隊，乃至政府日常管理，全部外包給私人或私人公司，理由是“小政府”才有效率，能節省納稅人的錢。貝爾市政府是典型的所謂“小政府”，民選市長當選後，就將通常是屬於市長的工作，用一紙合同外包了，由“合同工”利茲歐負責貝爾市的日常行政管理，作出各項決定。利茲歐雖然是個“合同工”，而且還不是貝爾市的居民，卻確實是貝爾市的政府官員，擁有一個官銜，稱為貝爾市行政官（The Administrator of Bell City）。這真是太搞了，難怪中國媒體報道這一醜聞時，都稱“美國小城鎮市長年薪80萬美元”，其實應當是“小城鎮總管年薪80萬美元”。而美國關於這一事件的許多報道及讀者的評論表明，許多美國人，甚至連一些美國媒體，也搞不清其中的關系。

貝爾市的警察部門，也以同樣的“政府合同”方式外包了。十多年前恐怕還沒有什麼人能想象，民主選舉會衍生出這種怪誕的模式，選民在這個模式中選舉的人，其實不是政府領導者，而是政府外包商。政府不管的事，不等於這些事沒有了，不等於不花錢了，不等於節約了。右翼人士鼓吹“小政府”的醉翁之意，其實是擴大政府合同，是為了自己多賺錢，並不是為納稅人省錢。看看貝爾市幾個沒有多少文化的混混，就能把“政府合同”玩得天衣無縫，可以知道這裏水有多深，漏洞有多大。中國政治精英們跟風引進“小政府”術語時，並不了解這個術語的背景和其中的貓膩。

貝爾市政府官員超乎想象的高薪，也屬於議員軟性腐敗行為，只是小地方小議員能量有限，掩飾功夫也拙劣，故腐敗段數顯得比較低。但軟性腐敗這法門本身，即使在小地方被小議員把玩，其固有的高明和厲害程度絲毫不遜色。由於此事影響太惡劣，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但無論是議員們還是他們聘用的市政府官員，盡管薪水高出正常標準10倍以上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可一切都經過了必要的程序，薪水再高也是合法的。至於民選官員和“合同工”到底是什麼關系，為什麼會以如此反常的超高薪水聘用無才幹的市政管理人員，其中有沒有利益輸送和利益迂回等等問題，因為這是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裏玩的遊戲，幾個玩家中沒有人反水，也就不會有答案。

不過，司法機關雖然在貝爾市這夥人領取高薪的事上，拿他們沒轍，可這些人公家錢私人錢，來來去去胡作非為慣了，找些其他問題整一下還是很容易。檢方已將貝爾市這些原市議員、市行政官、行政官助理7人一鍋端，控以挪用公款。原警察局長亞當斯則另案調查，還沒有結論。另一方面，原貝爾市行政官利茲歐也不示弱，反告貝爾市違反合同，索賠數百萬美元。這兩個官司目前都在進行中，還沒有進入審判階段。

有一天“小政府”了，如果看到美利堅合眾國的部長們簽署一紙合同後上任，大家也用不著大驚小怪了。到那時，總統解雇部長就得倍加小心。如果解雇不得法，部長可以狀告聯邦政府違反合同，索賠天文數字美元。按照聖經的看法，賣淫嫖娼是罪惡，因為腐蝕了當事人的靈魂。由此可以推論，腐敗是比賣淫嫖娼更壞的罪惡，因為腐敗不僅腐蝕了當事人的靈魂，還腐蝕了社會的靈魂。再進一步推論，軟性腐敗比普通的腐敗更壞，因為軟性腐敗不僅腐蝕了社會的靈魂，還腐蝕了法律的靈魂，使無恥者無敵。

九、軟性腐敗的警示

深入了解美國政治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問題，對於中國的至關重要。

30年來，當蘇東解體的社會主義國家轉頭瘋狂學習資本主義時，世界上卻另有十幾個國家，對資本主義能通過“看不見的手”自我修正的傳統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也完成了證偽過程。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是後一個證偽過程的終點站。這次經濟大危機，與以往的經濟危機有一個本質區別，它不是來源於經濟層面，不是生產過剩造成的，而是根源於政治層面，是資本綁架操縱政府的後果，是政府軟性腐敗的惡果。更可怕的是，從美國情況來看，這種綁架操縱一旦完成，就上了單行道，不可逆轉了。

我原來深信民主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理所當然會代表大多數人的意願。在美國深入觀察後，最使我震驚的是，這種由貌似嚴密邏輯推導出的民主信念，完全不符合現實。美國人民實際上早就看穿了“選舉”是玩的什麼把戲，所以大多數人對選舉很冷淡，對所謂的“神聖一票”，不屑一顧。美國的聯邦參議員是每個州分配兩名，與州的人口數多少無關，但每個州的聯邦眾議員則按人口比例分配，劃分選區選出。因此，眾議員更具有代表性。眾議員每兩年改選一次，如果沒有遇上總統選舉年，稱為期中選舉。過去30年，期中選舉平均投票率約為登記選民的40％，而登記選民約占有資格選民的66％。 這樣算下來，實際投票率只有26.4％。換言之，只要獲得選區內13.2％的選民支持，候選人就可當選“民意代表”。

那麼，老百姓不去投票，是不是因為他們信任候選人，認為無論哪一個候選人當選都“要的”？民意調查完全不能支持這個假設。多年來美國人民對國會議員的贊同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幾徘徊。著名的蓋洛普公司最近一次民意調查（2012年2月8日公布），美國人民對國會議員的不滿意度達到86％，而贊同率只剩下10％， 離個位數的贊同率只差一口氣了。結論只有一個，老百姓不去投票的原因，是對候選人都不滿意，半斤八兩，無論誰當選對老百姓都不是好事，但又無可奈何。所以，出現美國議員股票內幕交易的醜聞後，老百姓只有憤怒，沒有一點兒意外的感覺。老百姓對國會議員的怨氣並非無緣無故，所謂的“民意代表”其實並不真正代表民意，他們只考慮少數上層選民的利益。CNN去年報道，根據人口普查資料，本世紀第一個10年，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下降了7％。 而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資料，收入兩極化日益擴大，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時占全美總收入的10％，到2007年時這個數字上升至23.5％。而且因為這1％人口的貪婪和政府的縱容，終於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必須用納稅人的錢救援大銀行。

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初，總統和國會都再三向老百姓保證，亡羊補牢，以後一定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堅決不容許銀行大到不能倒。但是差不多4年了，這個保證還沒有落實，反而是加強監管、不準銀行大到不能倒的話通通聽不到了。其實，當時的保證本來就是一張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只是用來暫時安撫平緩民眾的怒火。金融業是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候選人的最大金主，政客們根本不敢得罪，誰要想對金融業動真格，結果將是自己先被監管下臺。

制藥業也是顯然的例子之一。美國老百姓長時期忍受著離譜的高藥價，議員們個個清楚癥結在哪裏，但年復一年，就是不作為。原因是制藥業歷年來化在說客身上的錢，總是在各行業中拔得頭籌，大部分議員同制藥業巨頭暗通款曲，如果有個別議員想推動觸犯制藥業盈利的改革，如同布賴恩•貝爾德要推動《禁止議員內幕交易法》一樣，被同僚們視為白癡，成不了氣候。

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綁架操縱一旦完成，就上了單行道，不可逆轉了”。可以斷言，不能觸動資本既得利益的美式政治，今後只有帶領著美國走下坡這一條道。美國的經濟政策可見端倪。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造成了股市危機後，就制造房市泡沫解救。2007年房市泡沫破滅造成了金融危機後，就趕印美鈔，制造鈔票泡沫解救。不過3年，這個鈔票泡沫就帶來了債務危機，現時正在苦苦尋思，如何在不觸動資本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制造個什麼新的泡沫去解救。每一次泡沫破滅後，就用制造更大泡沫的方法解救，如此飲鳩止渴，離國家破產危機不遠了。那時會更上一層樓，進入合法腐敗，依法賴帳的境界了，希臘就是先行者。

電視新聞裏，常可見到美國政客們腐敗及性醜聞事件。我曾寫過一篇《盤點新世紀頭10年美國腐敗和性醜聞州長》的文章，不過沒有打算盤點國會議員的醜聞，因為議員的人數太多了。然而，我最近寫的一些文章（包括本篇），在敘述美國官員腐敗現象時，無意中把20年來美國歷任的5位聯邦眾議院議長，全都黑了。這5位眾院議長是紐特•金裏奇、羅伯特•利文斯通、丹尼斯•哈斯特爾特、南希•佩洛西、約翰•博納（Newt Gingrich ，Robert Livingston， Dennis Hastert， Nancy Pelosi，John Boehner），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有利用權力牟利的劣跡和醜聞，可法律對這些事奈何不了，因為是軟性腐敗。而且，除了佩洛西和博納現仍在眾議員位上，他們離任後都操辦說客勾當，賺取暴利。

眾院議長，是美國法律規定僅次於總統、副總統的第三號高官。20年裏居然連續5位眾院議長爆出軟性腐敗醜聞，由此可見，美國的軟性腐敗十分嚴重。

美國遵守的是精英分贓遊戲規則，立法官員和行政首長雖然由選舉產生，但其他官員的產生完全沒有民主，用人唯親是天經地義的事。行政首長一旦當選，就毫無忌憚地將部長、駐外大使、法官這些重要職位來答謝競選功臣和競選捐款大戶，是否勝任反而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腐敗同社會體制有關，這是民主理論的推導；而腐敗同社會體制無關，則是從實證得出的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越南過去20年的政治改革，西方媒體交口稱贊；俄羅斯葉利欽的政改，更是使西方民主國家過癮，大聲叫好。共產黨員出身，並居黨內高位的葉利欽，居然將改革走到取締共產黨，宣布俄共為非法組織的地步。（不過近些年來，雖然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的政改全盤保留，西方民主國家對俄羅斯又有另一番的評價了，這些按下不表。）有一個研究腐敗問題的國際組織，稱為“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發布一期各國的清廉度指數，采用10分制，得分越高越廉潔，越低越腐敗。“透明國際”對腐敗的定義是按西方的標準，是否使得清廉度指數評判結果有利於西方國家，是可以質疑的問題。但是由於越南、俄羅斯、中國以前是相同的政治體制，它們的“透明國際”清廉度指數，應該具有可比性。現在從“透明國際”公布的報告中，摘錄這三個國家自1999年以來的清廉度指數如下：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越南 2.9 2.7 2.7 2.7 2.6 2.6 2.6 2.6 2.4 2.4 2.6 2.5 2.6

俄羅斯2.4 2.1 2.2 2.1 2.3 2.5 2.4 2.8 2.7 2.7 2.3 2.1 2.4

中國 3.6 3.5 3.6 3.6 3.5 3.3 3.2 3.4 3.4 3.5 3.5 3.1 3.4

可以看出，越南和俄羅斯這些年來的清廉度沒有提高，而且得分始終比中國低。

不僅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減少腐敗，而且遏制腐敗也不依賴於社會體制。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官員貪汙腐敗猖獗，當局於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下決心整頓，腐敗風氣很快就剎住，而這期間香港的社會體制沒有改變。台灣在蔣經國治下是權威體制，他把原來根深蒂固的貪汙腐敗之風整治得耳目一新。李登輝、陳水扁治下的台灣轉型為民主體制，他們卻把台灣搞得黑金政治充斥。

http://opinion.m4.cn/1160366.shtml

原來和瘦肉精一樣，美國很少傳出貪污腐敗或查獲瘦肉精的新聞並不是因為十分清廉或不用瘦肉精，而是因為美國容許軟性貪污腐敗和使用瘦肉精。這點中國真是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