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章良駁“糧食儲備過多”：一旦減產漲價哭都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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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農業大國，中國不可能迴避糧食安全問題。由於中國執行最低保護價政策，小麥、稻米的庫存爆滿。這是糧食總產量“十一連增”的一個縮影。不過，部分國內糧價高於國外的事實，促使糧食進口量也在不斷增加。

面對高於國際通行的庫存消費比，以及庫存所帶來的財政負擔，這為“中國的糧食太多了”的言論發酵提供了土壤。在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陳章良接受專訪時表示，不能只看到糧倉爆滿的情況，而無視糧食進口量的增加。

陳章良説，中國農業的策略應該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而非簡單認為，糧倉滿了，就要少生產點，這其實是很危險的。

糧倉爆滿不能看不到進口在增加

記者：中國實現糧食總產量十一連增，有言論稱“糧食太多了”，你如何看待這一言論？中國的糧食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

陳章良：建國以來，糧食生產都有一個規律：糧食產量每增長三到五年後就會下降，這是自然氣候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直接來説，每次都是糧食多了，然後不重視，再加上自然災害，糧食產量就下來了。

“十一連增”和糧食價格的穩定，CPI的穩定都是有關係的，並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2015年糧食產量要穩定在11000億斤以上。雖然有“以上”二字，但最終結果可能是在數量指標附近。

不過，相比去年，這意味着今年糧食總產量會下降。這引起我的擔憂。

目前有很多專家在講，中國的糧食多餘了。原因是，糧倉爆滿，儲備糧會變成陳化糧，儲備的成本特別高。對於需要財政進行存儲的相關部門來講，那麼多糧食出不去，自然就顯得多了。

　　另外，連續多年來，中國每年8000萬噸糧食的進口，相當於利用了國外7億畝土地。如果不注意這一數據，只看到前面糧食多餘，這是不全面的。在糧庫糧食過多的背景下大量進口，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糧價高於國外。

所以制定農業政策要注意兩點。一、繼續保持穩定略有增長的趨勢，因為人口在增長；二、降低糧食價格。目前，勞動力成本增加、生產資料不斷漲價、機械化程度低等助推糧食生產成本增加。如果在這些方面進行補貼，糧價自然就會降低。

因此，加快土地流轉，實施規模化經營，既可以保證農民收入增加，又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這才是發展中國農業的策略，而非簡單地認為，糧倉滿了，就要少生產點，這個其實是很危險的。

總之，農業政策不能放鬆，必須繼續保持農業增長的態勢，確保糧食安全。

日報：糧食多了以後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倉儲成本增加是首要的，甚至還出現貪腐情況等。相對於糧食太多所帶來的有益之處，如何評價我們為之所付出的代價？

陳章良：這次會議，讓我明顯感覺到一個氣氛，似乎覺得糧食存儲量太多了，生產成本這麼高，幹嗎還要生產出來。所以，有專家提議進行輪耕、休耕、 治理土壤污染等。甚至有經濟學家稱，中國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乾脆拿500億出來就搞定了（糧食安全），還生產什麼（糧食）。

我就特別擔心（糧食儲備多了）這個觀點。的確，光儲備這一塊，起碼虧600億以上，再加上農民的補貼，超過千億。但是對於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來説，適當的損失也是應該的，總比其他方面的產能過剩要好很多，畢竟“民以食為天”。

中國是大國，大國效應明顯。如果大量進口糧食，容易抬升世界糧食價格。如果糧食減產的話，世界糧食價格是不會這麼便宜的。到那個時候，哭都來不及了。而且，糧食是不能短缺的，否則就會受制於人。“手中有糧，心裏不慌。”

農業“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記者：中國農業企業為什麼要走出去呢？

陳章良：在2014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農業發展要善於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適當增加進口和加快農業走出去步伐。而早在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提出把農業“走出去”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農業企業走出去，一是因為數量不夠，二是因為價格因素。我國的農產品價格比國際價格高出三分之一，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比人家貴，從農業角度看，國家的走出去戰略有很大的需求，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去把握這個機會。

在國際上，有ABCD四大跨國糧商，日本也有丸紅株式會社等跨國糧商。日本1960年代經濟迅猛發展的時候，突然發現本國國土面積太小，當時就以援助不發達國家農業建設為目的，政府給予金融支持，讓企業走出去。韓國的農業走出去，一是政府有政策，二是企業有貸款，三是東道國的資訊非常暢通。

中國已經有農業企業開始嘗試“走出去”。中糧集團收購美國養豬企業，收購法國、智利酒莊，與澳大利亞企業合作生產白糖。黑龍江農墾在俄羅斯佈局糧食生產，廣西企業到越南建廠生產木薯。

我國農業“走出去”事關我國農業發展的未來。面對諸多障礙，一是，國家應該制定農業“走出去”的總體戰略。建議農業部牽頭研究，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支持實力雄厚的企業到資源質量優良、比較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

二是，加快行政制度創新。政府應當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權限和範圍，引入市場中介機制，放鬆金融、外匯、信貸等監管，逐步實行海外投資自由化；

三是，加強國際人才的教育和培訓。政府教育部門和機構應加大“跨國經營”學歷教育，有針對性地在語言、跨文化運作、併購等領域加強培養，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更加貼近企業“走出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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