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中的港台態度，反應動作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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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是中國的大事年份，前有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反修例，後有台灣大選與武漢肺炎。在應對這些內外重大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經受了全方位的考驗，有得有失。中國的民族情感與團結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也許是“多難興邦”的題中之義。善於從危機中檢討、問責、學習和進步，是中國體制彈性的重要特徵。

以武漢肺炎為例，盡管存在前期的信息封鎖、地方政府應對不力、決策與響應機制失調等治理性弊端，一旦中央決策介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民族互助道德傳統與大一統體制下的強動員機制的比較優勢就會逐步釋放出來。

全球層面，無論是WHO，還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對中國抗擊武漢肺炎表示理解和支持。政治是要講的，利益是要爭的，但不是在任何時刻和條件下都要政治化和唯利是圖，在共同危機面前應當共同承擔和應對，這是人類社會共存發展的基本道德條件。

比之於中國內地及全球性的共同應對努力，港台地區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條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灣當局在口罩產能有餘的條件下，宣布禁止對外（主要是大陸地區）出口，限期大陸遊客離境，在兩岸人民之間制造民意對立與情感裂痕，撈取政治利益；

其二，香港實行暫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費醫療等措施，存在剛性切割本地與內地聯繫及忽視患者醫療人權需求的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費用也有悖國際慣例；

其三，香港出現針對武漢疑似患者的身體和語言暴力，醫護人員存在消極怠工、歧視對待與逃避責任的行為；

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對武漢肺炎進行政治“抽水”的情況，如陶傑等人輕佻甚至幸災樂禍的言論。

1月25日，台灣當局發布的防疫措施當然，這是港台形象的一個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義的面向。作為中國同胞，港台社會仍然存在從民族情感與專業學術層面實際“參與”武漢肺炎應對的人士，如台灣存在藍營人士的民間自發援助行為，香港存在民間人士、科研機構共同參與防治過程的行為。

這些表現，有些是治權當局回應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為，有些則出現了過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的行為，還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對內地的仇恨和敵意。

如何看待武漢肺炎危機中的港臺身影呢？這顯然與近些年港台共同經歷的“政治本土化”有關，這一社會意識建構過程將港台與內地在政治身份與價值陣營上切割開來，出現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甚至暴力化的非理性傾向。

台灣經歷2014年“太陽花學運”及2016年以來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去中國化”與“台獨”主義成為最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香港經歷2014年“占中”運動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傳統泛民主派被結構性叠代。

青年本土主義成長為本土政治勢力代表，且出現了嚴重的“台灣化”傾向。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大陸任何的治理危機或社會危機均會成為港台本土勢力炒作和利用的對象。

另一方面，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及對港台的整合壓力，也造成了港台的某種“幽怨心理”，從而對沖消解了既往歷史中的同胞情感。如果港台在經濟上繼續優越，以一種富足的慈善施主名義布施大陸，我相信極端仇恨的言行會很少見，這在歷史上有過證明。

然而，時過境遷，港台始終無法正確理解和適應一個成長為中國文明代表與世界負責任大國的“政治中國”之主體性與主權政治意志。無法理解中國成長這一最大的地緣政治事實，可能構成港台融入21世紀全球化秩序的最大精神障礙。港台在價值觀上雖然追隨美日，卻未能得其與中國交往中的大局視野與智慧。

政治本土化與經濟落差幽怨，共同造成了港台的一種“離岸式”仇恨。這種彌散在空氣中、鍛造於社會運動過程，且通過選舉機制倒逼本地政府持續回應的“離岸式”仇恨，造成了港台治理當局某種類似的決策心理：

台灣當局尋求更徹底的離岸脫鉤，加大兩岸人民交往的制度成本與風險性，制造兩岸更加分離的社會現實；

香港當局盡管在“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下雙向負責，但由於本地政治氛圍及管治壓力，思考的總是“負擔給你，利益給我”的地方主義邏輯，善於將負擔和壓力傳遞給中央，將利益和好處爭取到本地。

相比武漢及內地其他受到嚴重影響的城市，港台的疫情並不嚴重，但港台決策者的思路出發點並不是可以為內地同胞及國家做什麽，而是可以最大化切割什麽，撈取什麽。我們講“兩岸一家親”，講“一國兩制”下的融合發展，其根本出發點在於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於同一文化與政治共同體的倫理互愛根基。但港台對此缺乏有效理解和認同。

台灣的“離岸”操作或可理解為“台獨”，這是由兩岸現實對抗局面造成的，但香港決策的負面影響本可控制，卻人為放大。香港決策者或可援引本地法規及技術管治理由，但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對中央政府負責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對國家負有何種責任亦應納入管治考量範疇。

比如暫停自由行，需知這是對內地極不公正的行政措施：一方面，自由行在起源上是2003年非典之後惠港措施的標誌，是香港請求的結果，現在要求暫停且針對內地遊客而非世界各地遊客實施，具有歧視性，而且造成一種根據本港利益對內地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不良影響，對兩地民意造成更大撕裂；

另一方面，對非香港居民收取防疫治療費用，違反世界通例，即便內地某些人沾取了香港醫療福利，難道不是香港醫療為國家及人道做貢獻的機會嗎？比照日本的政策，香港不僅小氣，而且不懂如何增值“香港價值”。

暫停自由行還類似於將內地整體作為“疫區”，這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判斷與立場並不一致。香港暫停自由行之後如何挽回內地“人心”？台灣驅趕內地遊客後如何重建兩岸來往秩序？傷害可以有即刻理由，但彌補傷害卻需要千萬倍努力，或者不努力而最終傷害自身。

我相信，港台在武漢肺炎危機中的“逆向”措施並非港台社會多數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當局、文化精英及傳媒體系的政治化操作與誤導，以及相關的行政決策及離岸舉措，實在距離“一個中國”的同胞互愛倫理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合作互惠倫理甚遠，在此意義上，港台所謂的現代化仍存在價值面的深刻缺陷。

當然，我們並不回避內地治理體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應對武漢肺炎危機上的弊病與錯漏，這些正是內地治理現代化和公民養成的未竟課題。問題是，港台以此種操作持續損害國家信任與內地民眾同胞情感，長遠來看對港台是非常不利的。

港台的“逆向”不僅是在遠離國家，也是在遠離全球化和危機應對的普遍價值，其所依賴的其實也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狹隘的地方主義，一種前現代的潛伏價值觀。這種潛伏價值觀是港台現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

2020，庚子之年，武漢肺炎危機無疑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全球合作治理的一次關鍵性考驗。通過了考驗，中國的治理與全球合作都會進步。港台如果只是想著“小確幸”和“獨善其身”，甚至隱含幽怨與仇恨，就很難看到真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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