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为什么犀利――对话空军指挥学院乔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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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为什么犀利――对话空军指挥学院乔良教授

从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灵旗》、《大冰河》、《末日之门》，到军事理论研究专著《超限战》，再到对金融战的追踪，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一次次进行着自身角色和关注方向的转型与变轨。与乔良对话，常常需要一种跳跃式思维的跟进，同时也需要一种逻辑式思维的粘连。尽管我们为此次专访设定了一个与“怎样认识兵器”相关的框架。但在交流中，我们仍需要调动大脑中各式各样的知识储备，以此对这一话题进行印证和比较，而在一番看似漫无边际的言谈中，却又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清晰指向和专注用心。冷冰冰的兵器在他以文化视角的解析下，渐渐显露出了超越兵器本身的灵性与智慧。这样的观照，使驾驭、使用兵器者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多了一层深入的思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兵器远离视野。然而，无论它们正活跃于战场或训练场，还是安静地立于远方，都与人的生存、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尽管兵器经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器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与所有的事物一样，兵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科技、经济、政治、历史乃至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兵器史与一部文明史几乎无法剥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兵器拖带出的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思考。兵器怎样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怎样才能将刀锋磨砺得更加犀利？作为军人，在追求人剑合一的境界时，需要哪些拓展性的思维？近期，本刊就这一话题对话乔良。

我们需要知道兵器是什么，同时，也要看到它意味着什么。

《中国空军》：一种兵器从开始使用，到真正理解这种兵器给他本人、给部队、给作战方式带来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让我们回到常识，谈一谈军人手中的兵器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比如三代战机，最初我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意识到它的出现对于作战、训练甚至战略的制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用“二代机思维飞三代战机”。由这个话题阐发开，对兵器的认识，也有越来越深化的过程，有一个更高层面的递进。

乔良：这是个回到常识的问题，不过这种常识中，又必然隐含着更为关键的见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讲，几乎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军人最初的时候都不适应这一点，甚至通过这种革命性兵器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样式之后，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山本五十六，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航空母舰作为一种革命性兵器对于海战的意义，所以，他组成了以航空母舰为主的联合舰队，万里奔袭，偷袭珍珠港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真正的海战即将开始。他认为对珍珠港的作战不是一次海战，只是一次偷袭，而他认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该轮到他的战列舰跟美国进行海上决战，这说明即使使用航母作战大获成功，他那种大洋决战的思维还没有抛掉。

《中国空军》：航母的出现终结了战列舰。比如飞机刚出现时，就有人说用于体育运动还差不多，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在军事史上，经常有思想滞后于技术的情况。

乔良：一战后期，坦克的出现同样说明问题。当时只有少量军队先知式的思想家，比如像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这些人率先认识到了坦克将有可能集中使用带来陆战革命。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意识。法国人把坦克单独配给各个排的士兵们放在马其诺防线，去当一门会移动的火炮。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都不知道坦克应该怎么用，但是德国人最敏感。尤其是像古德里安这些人，迅速的从这里边捕捉到了革命信息，并且很快就从思想观念上一直到部队的组织方式上，迅速完成了对德军的坦克师的编组，把坦克集中使用，变成了一种攻击集群，变成一把尖刀的刀锋。

这样一来，德国人把别人的理论变成了自己的理论利器。然后组织了集群化的坦克攻击力量，才使德国最终实现闪电战，用闪电战的方式闪击整个西欧。这就是兵器对于军队编制体制乃至作战思想作战样式影响的典型例子。

《中国空军》：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军事上的谚语，用步枪的方法是躲在树后射击，而不是轮起来去砸敌人的脑袋。有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不想就是简单的，再想就是复杂的。当兵器升级的时候，作为军人应该怎样升级大脑？

乔良：我认为，一方面，军人要做的，就是跟兵器配合好，确保能完成任务。这是一般意义上对军人的要求。从历史上看，在兵器发展的进程中，会催生军队体制和作战思想的变革。今天同样如此，每一种新的革命性兵器的出现，它都会带来军队组织结构编制体制乃至作战思想和理念的变化。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军人都要像指挥官或专家那样深入地了解这种变化。另一方面，这种配合的心态和状态，必须有一些深入理解新兵器释放出巨大战斗能量的人和一些机构的引领，这其中，首先是将这种变化凝缩成当前军事理论思考的一部分。要敏锐地感知到，一种新兵器的出现，会带来什么变化，产生什么影响，据此设置出路标来，使军队建设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

从近些年的训练实践中，不少人有这种感受，从开始使用一种兵器，到真正理解一种兵器带来的改变，中间会存在很大一段距离。最初，往往是就兵器认识兵器，人是人、器是器，甚至由于不熟悉而不敢用，也因为不了解而导致对新兵器新技术的疏远。这首先是个理解和熟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兵器是什么，同时，也要看到它意味着什么。

考察兵器的价值，一定要放在特定群体的行为方式中去思考。

《中国空军》：如果追溯一下兵器的起源，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像战争与人类历史不可剥离一样，兵器与生命现象也有很古老的联系。尖牙和利爪、毒液本身就可以看作动物的兵器，仙人掌和刺猬的刺都有防御作用，还有动物甲壳等等，这种结构与生存密不可分。

乔良：的确如此，生物在食物链的位置有时并不取决于体型大小，而是取决于具有攻击和防御功能的身体结构。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兵器，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兵器是受进化影响的，是自然规律的产物。

人类从树上下来以后，直立行走，需要猎取食物，那么武器、工具就变得十分必要。可见，一旦人成为人，社会性开始显现的时候，对工具的运用就直接推进了组织的演化。为什么呢？当你握有某种武器的时候，你不可能靠一个人拿一件武器去猎杀猛兽。单个的人是很脆弱的，这时候他就需要组织，哪怕这时他拿的不是武器，而只是石块、石斧、骨棒等。这时组织也会导致分工的产生，最原始的组织形态开始出现。一旦这样的猎杀成功后，就变成了经验，继而转化成制度。

《中国空军》：如果说，动物上的“兵器”与个体的生存密不可分，那么，是不是说，人类对于外在兵器的运用与群体的生存密不可分。所以，探讨兵器或兵器的使用，就有了一个前提，这是群体行为，可以说国家行为或组织行为。

乔良：谈兵器离不开谈制度。对阵的士兵互相间素不相识，在战场上彼此射击，这种对立反映的是国家、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是兵器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有了分工。通过军事组织最初的这样形态，人们会发现，由于工具不一样，比如，有人使用象腿骨，有人使用石块，有人使用抛石器。使用石块、抛石器，攻击远处，那拿骨头的就负责近身防护。这种分工就变成了一种组织形态。

所以，人类文明伊始，兵器就是一个要素。你看中国古代的兵阵。从诸葛亮的八卦阵一直到戚继光的鸳鸯阵，为什么要有“阵”，阵就是一种搭配。长的兵器怎么用，短的怎么用，弓弩怎么用，一定要有搭配。新兵器出现，导致军事制度的改变，一直到军事文明的改变。这是最初的萌芽。所以，考察兵器的价值，一定要放在特定群体的行为方式中去思考。

《中国空军》：理解兵器需要放在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大背景下，这本身就是兵器文化的一个特征。

乔良：人类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生活，就用什么样的方式作战。兵器的研发是出于生存、安全和利益的考量，是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比如钉头锤。棍棒一头缚上一块石头，设计虽然简单，但机械性能十分出色，轻松一击就可以对头盖骨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它本身并不复杂，但关键是，这是第一件专门为对付人类而设计的兵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早期战争、早期文明有密切的关系。钉头锤制造了大量的头骨外伤，推动了早期的医学发展。同时，为了对付这种进攻兵器，后来又出现了头盔。从这个角度看，一把锤子就不仅仅是一把锤子了，所以，对兵器的考察，从其作战性能、作战运用着手是一个角度。同样，从其社会历史影响方面也是一个角度，兵器并不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用于打仗的一个产品，一定要看到其社会属性和文明属性。

人类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几乎都是率先在战场上应用。

《中国空军》：从兵器发展进程中，我们看到，兵器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是随着兵器打击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人们从一个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发展到今天的“地球村”，在这种文明融合过程中，兵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乔良：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开始，人们使用石器，但石器不能很好的切割，不能打击。到了青铜器，它的构成元素人类无法轻易地获取，什么铅，锡，铜等综合配比冶炼就很困难。它不廉价。所以只有少数富有的国家能够组织青铜器军队。铁很廉价，人们可以大量的获得，铁制兵器的出现，能让更多的人拥有兵器，战争的规模也开始扩大。战国时期，白起一次坑杀40万人，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我们姑且这么看。可以认定战争规模是扩大了。

很长时间，人类在冷兵器的时代徘徊。围绕铁器发明了长矛、斧钺和长剑，同时，根据兵器搭配军队的编组，后来，人类从铁器已经挖掘不出战斗力了。弓弩，也就是一二百米远，据说有400米远的，估计也是强弩之末。要延长人的杀伤力，就要从动物身上做文章，于是骑兵出现了。真正使骑兵有战斗力的是马镫。有了马镫，人们可以在马背上作各种动作，马镫使蒙古骑兵变得极其强悍，再次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如果没有骑兵，蒙古人不可能那么短时间内横扫欧洲。亚历山大的步兵从反方向走过来，到阿富汗已经强弩之末，没有能力了。可是，蒙古的骑兵，一个人两匹马甚至三匹马，就是骑一匹，带两匹。然后交换骑乘，日行千里，快如疾风，所向披靡。

《中国空军》：的确，每个时代都有其明星兵器。重大的技术进步，带来兵器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战争样式的改变。

乔良：兵器的进步扩大了攻击的范围和战争攻击线的长度。一直到火药出现。战争的规模再次大幅度提高，第一次把动能转化为机械能转化为杀伤力。火药发明后，催生了火炮，炮弹，炸弹，导弹，几乎无限量地逼近杀伤力破坏力的极限。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一直没有离开过陆地。那么整个兵器的发展过程，人类都在控制陆上空间。只有少数海盗在海上行走。海上的争夺比陆地要晚1500多年。最初，海盗都是乘船到陆地上劫掠，没有发生海战。海战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出现后，才使得海战有意义有价值。再后来又出现了空战，都是随着兵器机动和毁伤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发展的。

《中国空军》：兵器是技术研发的成果，我们经常说技术率先应用于军事，您觉得影响军事变革的是哪些重要的技术？

乔良：实际上人类历史，特别是军事史从来都是被武器和技术推进的，人类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几乎都是率先在战场上应用，特别是带有全局性的技术。比如：冶铁技术、火药技术、蒸汽机技术、无线电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全都是率先在军队和战场上使用，甚至有些就是专为战争设计的，比如说雷达，它就是完全为战争设计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美国人有大量的雷达信息、侦查信息靠人力无法处理，才想到了计算机。用二进制的方式开始设计计算机，由此开始了漫长迄今尚未结束的信息技术革命。这样的一系列革命毫无疑问就改变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和文明的状况。

《中国空军》：当兵器发展到核武器之后，杀伤力到了一种极致。在核武器的阴影下，是冷战这样一种特殊的战争形态。冷战结束后，近几次局部战争，反而催生了大量的高技术武器，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乔良：核武器出现以后，人类发现杀伤力已经过剩了。新的价值观念开始进入，杀人已不是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杀人是残酷的，也没有价值。为什么？这与人类社会变化的形态有关。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发现自己从战争中一无所得。损失的都是人类的财富，这说明这些世界级的大战没有意义的。互相厮杀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获取财富、利益吗？现在全部都毁灭了，那你打这一仗干什么？二战之后，美国找到了新的帝国模式，就是即便打仗，也不以毁灭财富为目标，而是以转移财富为目标。用向全球输出美元的方式把你的财富转移走，而不是通过战争把你的人，财富都毁掉。

二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通过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体制把全世界囊括进去，经济全球化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变成全世界流通的货币，而只有美国有印刷这种货币的权力。别的国家虽然也有印钞权，但你不能印刷美元，你们的货币不是全球的结算货币，也不是储蓄货币。这时，美国人给你美元，交换走你的资源和产品。用绿纸转移走你的实物财富。

1971年8月15号，美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纸”币。这天以前，美国的货币是与黄金挂钩的。从这一天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与石油挂钩。不受黄金制约的纸币，可以无限印刷了，这在最初，突然解放了人类货币的不足。解除了资本不足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限制。

毫无疑问，这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很快，货币就变得过剩。人类已有的资源，人类的产品，特别是资源，在庞大过剩的货币体系面前变得不足。就是面对一个可以无限印刷的货币，资源变得有限了。这时，能控制资本，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财富控制方式的改变对战争形态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就不需要无限地去杀人。所以，我们看到追求精确杀伤，直至零伤亡，包括减少对平民的附带杀伤，这个目标看起来很慈悲，但是真正的目标并不慈悲。那就是，我不杀你，但是你要交出你的财富。

《中国空军》：理解您刚才的观点，我想打个比喻，如果说资本是羊群，那武装力量就是牧羊人手中的石子，用来控制羊群的走向。是这样吗？

乔良：随着空天信息时代的到来，国外提出了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概念。如果说控制陆地空间是为了劫掠财富，控制海上空间是为了控制物流，那么对太空的控制，对应的是对资本流的控制。

美国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与航母不是一回事，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一点，认为它们都是美国的先进的军事力量。却不知这二者分工不同，作用不同，武器的代际更不同。航母继续发挥控制物流的作用，包括海上石油通道这些有形的资源，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已经不是在控制有形的资源，而是在调控全球资本的流向和流动速度。为什么，对美国来讲，美元撒出去了，它不能无休止地继续印，它要继续印，实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就会导致美元的泛滥。美国人知道不能这么干，这是自己毁自己，你要无限地印货币，你的货币还能值钱吗？为了让美元有价值也不能这样干。美国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钱回流美国。这就是美国不断发行国债的原因。不断发行国债，就是让美元回流的过程。投资人一定要把钱放到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最安全？那显然是谁的拳头大谁那儿最安全。搞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什么用？就是因为现在资本的流动速度太快。资本不像过去，你数1000万钞票，也得五六个人数半天。现在1000亿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就是电脑敲几个数字，敲完了就过去了。

因此，面对这种全球资本的电子化快速流动，美国人希望能找到新的控制方式，那就是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对这一系统的能力要求，从开始的3小时打遍全球，到1小时，到现在28分钟打遍全球，这个能力正好与资本流动的速度相匹配。所以说，这就是兵器与人类的文明，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关系。就像原始人用他们的兵器与当时的文明程度匹配一样，今天，高端的军队正在用今天的军事手段和能力与今天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相匹配。

《中国空军》：您提到兵器与财富转移的关系，从其中，我们可看清楚，人类发展兵器并不是盲目的，肯定有其目的和意图。或者为掠夺利益，或者为捍卫利益。一个是安全，一个财富，兵器与这两者密切相关。

乔良：控制海洋是在蒸汽机发明以后，有了不再依靠风能航行的蒸汽船，人类由控制陆地转向控制海洋。这个过程，这些控制都与人类获利的目标相关。陆地空间人们的目标就是攻城略地，劫掠财富。把财富、粮食直接抢走。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出现，人们控制的是海上的生命线，是海上的物流。航母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大范围更有效地控制海上的物流。航母，是控制海上物流登峰造极的产物。

人类这种需求我想是被三种东西所推动的：一是对征服自然的冲动，二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和环境，第三就是获取资源，转移财富。人类的技术和兵器的关系差不多，都是被这三种动机所推动的。人类前进的动机无外乎这三个动机。而今天越来越被获取财富的动机所推动，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发展越来越被获取财富获取利益的这种动机所驱动，人类为此而不断的完善自己手里的利器。

我们对兵器的解读，要尽量做到意义上的准确。

《中国空军》：刚才您讲了我们的兵器思维大概处在什么位置上，这也反映了大多数人对兵器理解的现状。

乔良：有一个要深入谈的。就是空天科技如何引领新兵器的发展。我们所说的航天时代，与其同时并列的是信息时代。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任何技术都有其蓬勃发展、到达顶点和落幕的阶段。信息时代同样不例外，以芯片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也有落幕之时，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前，芯片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只是能不能更加完善的问题，已不可能带来新的革命性变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是不是就一定是一支最强大的军队，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出现了制约信息技术、发展出制约芯片的能力，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革命。为此，我们需要把目光盯在下一轮，下一轮技术，下一轮兵器上。

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第二天就用电磁脉冲炸弹干掉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表面上完好无损，但所有正在工作的电子元器件全部损毁，报废。关于这种强大的力量，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既然这个武器这么强大，为什么不多使用几枚，尽快结束战争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很诡秘地笑了笑，“我们要把它留给更强大的敌人。”

你看，信息化武器有天敌和克星，这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留的后门。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因为这意味从这个后门进入才可能找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杀手锏。

《中国空军》：当然，作为学术观点，我们一直提倡争鸣和商榷，从某种意义上说，观点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于其创新性。那就是提出一个真正发人思考的东西。您觉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乔良：我觉得这个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对于思考问题，一直以为辩证法是最有效的。不是辩证法本身出了问题，是我们把辩证法用错了地方。

我们一直以为，辩证法是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可是我的结论是辩证法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辩证法是用来认识问题的。解决问题要靠逻辑，主要靠形式逻辑，而不是靠辩证逻辑。认识问题运用辩证逻辑，你才会看到事物的一面同时又看到另一面。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既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最后你将无所适从。考虑的一多就没有侧重，结果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哪件事都重要，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方方面面都看到了，而面面俱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过于辨证的结果是，考虑这一面又考虑那一面，最后你怎么决策呢？你就掂量不出来哪个是最重的那一面。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弄清楚辩证法是干什么的。我多次和别人谈论时就说到，你必须弄清楚辩证法是拿来认识问题的，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要靠形式逻辑，要靠常识。

《中国空军》：从战争发展进程上，有一个战争制高点的概念。占据制高点就是占据优势。关于战争的制高点您怎么看？

乔良：现在很多人，把太空当作未来的战争制高点。这还是从空间角度考虑问题。其实，太空成为制高点是由于信息化能力的原因。谁能让信息化失能，谁就掌握了真正的制高点。现代战争的制高点不是物理空间的制高点，不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一个能力概念。

《中国空军》：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就战争谈战争，就兵器谈兵器是根本不行的。所有深层原因与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方式直接联系。如果不明白这个变化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思维和行为上只能是跟随式的。

乔良：我们要有两种思路：一个是要超越对手的话，你就要切半径，不应仅仅是尾随发展。假如你要全面征服对手、超越对手，你就得拥有他所拥有的装备。你还必须创新技术。这个成本和代价都太高，并且还可能达不到目标；而你如果只想制约对手，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找到能按住对手的死穴和命门的办法就行。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来说，你能制约对方的芯片，你就按住了对方的命门，就这么简单。

此外，我们还要格外关注武器发展思路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变化。我觉得的要关注什么东西可能成为替代性技术，或者说全新的技术。这个技术会替代以芯片为基础的信息化技术。我们要着眼下先手棋。思路很简单，下一代技术依然是把动能转化成新的能量。新武器随着资源的衰减，它应该是越来越节约的，能量更有效发挥的兵器。将来很耗能的兵器越来越不适用了，这是未来的方向。

对我军来说，技术上讲，一定要考虑超越信息化依赖。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军队，信息化依赖最强的军队，这也是致命的死穴。应反其道而行之，找到制约信息化的措施去打赢。这就不能只靠尾随式发展可以解决的了。

《中国空军》：有句话：最可怕的不是你知道了什么，而是您知道的事情并不是实事的真相。比如以为在谈在战争，其实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您是什么样的思维方法去看待兵器的？

乔良：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金融战。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我的体会是，就像不能就兵器谈论兵器，就战争谈战争一样，也不能就经济谈经济。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孤立的，各领域间有密切的联系。研究问题，就是要更多的通过这些联系去接近真相。我们面对一本书，你能发现什么？你的发现是否与别人不一样？这才是关键。我们去解读某种兵器的价值，要尽量做到本真意义上的准确。当然，就算很多人都认同，但这离真实还有距离。意义就在于每个人从每个角度发现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喜欢钻石的原因，它有无数的棱面，发射无数的光。如果是一块砖，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中国空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军事发烧友的角度来看，他们喜欢军事，对兵器着迷。他们在一个领域内掌握得也很细，有些研究得也很深。对于发烧友们，您认为可以就兵器交流些什么？

乔良：大多数人对于兵器的认识都是过去式的，基于过去的经验，基于某一种兵器曾经在历史上的辉煌。只有少数人眼光向前，在对前方的微光追随中接近未来。这种思考是跨越历史跨越时代的，但这种人往往孤独，不被大多数人理解。杜黑、米切尔都是这类人。比如刚才提到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军事发烧友关注着它的并不多，而关注到它和金融资本关系的就更微乎其微了。相反，人们为什么对航母有如此大的热情？是因为航母在历史上创造过从未有过的辉煌。无论是偷袭珍珠港，还是美国最近20年的四场战争，航母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很多人基于历史来对兵器进行评价和认识，都是基于历史经验来看问题，所以说大多发烧友对于兵器的认识是滞后的。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兵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感兴趣，我们可以去介绍它，但是在介绍的时候要考虑到不要误导，否则的话，这种声音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某种压力。

比如说人们今天对第四代战机的关注以及对航母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未来战争怎么去打、怎么进行的关注。人们以为，未来战争有了第四代战机，我们就不怕人家的第四代战机。认为有了航母，我们就不怕人家的航母。其实未来的战争是个整体性的战争，每一种战争其实都是它那个时代的整体性的战争。就是所有力量的运用。我们对兵器的解读，要尽量做到意义上的准确。有人这样问过我：我们战机有多少架，对手战机有多少架，假如我们现在超过他们多少架，我们是不是就对对手的空军构成了优势？我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发烧友，你关注这些问题，你甚至连多少架次都知道。但你对未来战争不了解。假如我的对手有非常强的电子战能力，他能对我构成电磁压制，对我构成单向透明的话，那么，我战机比对手多一倍两倍甚至三倍都没有意义。单纯从战机的数量和质量考虑未来战争是一种无知。

所以，我们介绍这些兵器的时候，把这些理念介绍给人们，让人们对兵器有新认识，使他们看到任何新兵器的出现都与时代、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与战争的样式相关联，而不是单纯去考虑兵器的性能，以为性能优越就能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这是一种对非军人甚至军人的误导，更是对未来战争的误解。

《中国空军》：唐人刘叉有首诗，是说赠剑的。“一条古时水，向我手中流，临别泻赠君，勿薄细碎仇。”兵器不是用来解决鸡零狗碎个人恩怨的。谈兵论器，这里面的门道的确不少，它与我们的精神、意志和思维紧紧连在一起，与社会形态、文明程度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值得兵器研制者、使用者、喜好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