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公司洩密 負責人與反對派關係密切

孤寂如雲

黎子珍

威普諮詢顧問受聘為政府撰寫有關增發免費牌照的顧問報告，在簽訂合約時有保密協議，但身為亞洲區總監的伍珮瑩，竟然主動向傳媒洩密，不但違反與政府的保密協議，更對政府作出了不少失實的指控，行徑極不尋常。伍珮瑩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是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師姐，其丈夫是業界知名的人權律師，與反對派關係密切，在斯諾登一案中更是合作無間。伍珮瑩及其丈夫與反對派的關係，難免啟人疑竇。更巧合的是，在發牌風波中突然發難的通訊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又是公民黨「親密戰友」，公民黨更曾推薦他出任律政司司長。他們一反常態的走出來，披掛上陣，向特區政府倒戈一擊，說明某些政治勢力在發牌風波上押下了重注，意圖以此為契機衝擊特區政府，並與即將展開的政改諮詢綑綁。近期本港政壇怪象頻生。千里來龍，對準的其實都是特首普選。

免費電視發牌風波雖然在立法會否決引用《特權法》後暫告一段落，但這次事件卻出現了太多「奇怪」現象，有公營機構主席竟然在沒有告知政府的情況下，向立法會提交了與政府唱反調的報告；又有受聘於政府的顧問公司，竟然違反保密協議不斷對外公布屬於機密的顧問報告內容，並且作出種種偏頗的指責。在反對派引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與行會保密制的圖謀落空之後，似乎有人正在以各種手段將政府的機密洩露出來，令發牌風波持續下去。其中，擔任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珮瑩正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指控偏頗無理 當局應法律追究

威普諮詢顧問受聘為政府撰寫有關增發免費牌照的顧問報告，在簽訂合約時有保密協議，公司上下絕不能透露任何報告內容。原因是有關報告將作為行會審批發牌時的參考資料，而且內容涉及多間公司的財務狀況、發展計劃等商業敏感資料，絕對不能向市場洩露，這也是政府堅決反對引用《特權法》的原因之一。作為公司亞洲區總監的伍珮瑩自然對此十分了解。然而，日前她竟然主動向傳媒發布有關資料，並且頻頻高調地接受《蘋果日報》、《壹週刊》、商台等訪問，不但違反與政府的保密協議，更對政府作出了不少失實的指控。例如她指三揀二的準則並非報告提出，批評政府是
「斷章取義」引用報告云云。

不過，顧問報告只是為行會作出決策時提供資料。行會在報告的基礎上，再因應其他因素綜合考慮而作出決定，當然可能與顧問報告結論有不同，這正是行會的「把關」功能，難道行會就一定要百分百遵照顧問報告的建議行事？伍珮瑩不斷對客戶作出嚴重指控，損害客戶聲譽，違反專業操守，當局理應循法律渠道作出追究。


丈夫與反對派關係非比尋常

事實上，伍珮瑩自己也承認，她的洩密損害了公司的利益，但她卻滿不在乎的說「政府係好細既生意，做唔做都冇所謂。我老闆？佢唔識睇中文喎。」一間顧問公司公然違反合約精神和商業道德，將來政府以至其他私人企業還怎敢聘請他們做顧問？公司甚至要承擔法律責任。然而，伍珮瑩卻彷彿對公司利益、自身事業一點不在乎，只為了打擊政府，這不是很奇怪嗎？難怪事後余若薇等反對派人士接連撰文高度評價其洩密行為，說她是「仗義執言」，但如果了解到其背景，恐怕要對其「仗義」打上一個問號。

伍珮瑩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是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的師姐，但畢業後卻沒有做律師，反而從事銷售和市場推廣的工作，及後更轉到顧問公司工作。據稱，她一向與公民黨一班大狀稔熟，其丈夫更是在業界擅長處理人權案件的Mark Suthreland（蘇瑟蘭）。他還有另一個身份，是香港難民志願機構Vision First的非執行董事。Mark Suthreland與反對派關係非比尋常，特別是與何俊仁及公民黨的大狀。一個最明顯例子，是在「叛諜」斯諾登來港潛逃一事上合作無間，何俊仁擔當斯諾登對外聯絡的律師，而Vision First另一名非執董大律師Robert Tibbo則負責有關法律事務，Mark Suthreland亦有參與其中。這說明了伍珮瑩及其丈夫與反對派的關係。


政壇怪象頻生劍指普選

更巧合的是，在免費電視發牌風波中，率先發難的人似乎都與反對派特別是公民黨有密切關係。其中通訊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突然向立法會公布局內的機密文件，指出該局一直支持連發三個牌照，與政府唱反調之餘，也有落井下石之意。何沛謙曾擔任大律會公會副主席，與公民黨一班大狀合作多年，曾一起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亦被吳靄儀選為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接班人」，公民黨甚至曾向曾蔭權推薦他出任律政司司長，與公民黨的關係密不可分。在電視發牌風波高潮之時，與公民黨關係密切的人突然一反常態的走出來，披掛上陣，向特區政府倒戈一擊，完全沒有顧及自己的工作和公職，大有孤注一擲的意味，顯然並不尋常。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