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章晉：當年是誰拯救了靖國神社？

孤寂如雲

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精神根據地（資料圖片）

當年到底是誰保下了靖國神社？香港《鳳凰周刊》日前披露了其中不為人詳知的全程內幕，並指出，當年，麥克阿瑟統治、改造日本時，負有關閉靖國神社的任務，但最後卻鬼使神差地保留了它，如今該後悔得在墳墓裏打滾。


靖國神社的“說情”與“改制”

早在日本投降前，改造日本就被列入了美國的考慮日程。作為徹底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土壤計劃的一部分，靖國神社與明治神宮、伊勢神宮將被關閉。

對靖國神社的性質，美國國務院戰後計劃委員會的報告認為：日本傳統神道是宗教，但國家神道則是邪教，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培養軍國主義和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主義精神的場所，關閉靖國神社，無關乎宗教自由政策。

美軍登陸日本不久，一隊嚼著口香糖的美國大兵就闖進靖國神社，只等麥克阿瑟一聲令下就放火。但鹵莽的事件被羅馬教廷駐日特使比特魯神父阻止。這位出生於德國的神父與日本素有淵源，戰前曾在上智大學當過院長，對日本文化頗有好感。

比特魯神父勸告麥克阿瑟道：無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對為國捐軀者表示敬意是人類的“自然法”。燒掉靖國神社將是一種野蠻的犯罪行為，也會在歷史上給美軍留下一個不名譽的污點。

——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甚至準備燒毀靖國神社，但羅馬教皂派來的代表、梵蒂岡特使布魯納·比特魯讓麥克阿瑟打消了燒掉神社的主意。比特魯神父對麥克阿瑟說：“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向為國家犧牲捐軀的人們表示敬意是人類的‘自然法’：如果燒毀靖國神社的話，那將是一種犯罪行為，也會在美軍的歷史上留下一個不名譽的污點。······燒毀靖國神社與美軍占領政策是不相容的犯罪行為。如果認為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中樞，是罪惡的國家主義根源的話，那麼應該排除的是國家神道，而不是靖國神社。”

今天很多人把靖國神社的存留歸公於比特魯神父的說情，實際上，麥克阿瑟當時雖未“楚人一炬”，但並未改變對靖國神社的看法。日本“太上皇”麥克阿瑟當時為改造和重新設計日本忙得不可開交，靖國神社的命運只是暫時緩一緩而已。

靖國神社的權宮司（負責人）橫井時常很清楚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對靖國神社的態度，也知道GHQ要在日本鼓勵宗教自由的政策，情急之下想出了一個“改制”的方案，以挽救靖國神社。

這個鉆宗教自由政策空子的“改制”方案裏，把靖國神社名字改為“靖國廟宮”，國家退出管理。1945年11月26日，橫井時常向GHQ負責具體廢除國家神道的宗教科科長Bunce兜售這套改制方案，時年38歲的Bunce覺得這是個Goodidea（好主意），因為，橫井時常描述了“靖國廟宮”的轉型後將變成像公園之類的公共設置，靠遊玩消費活下來。

後來延續下來成為靖國神社一大特色的“慰魂節”狂歡，就是橫井為證明靖國神社能迅速轉型想出來的點子。為顯示靖國神社和軍國主義脫鉤，橫井還命人把炫耀皇軍赫赫武功的浮雕用水泥糊了起來。


靖國神社的“許可證”與“國有土地不得轉讓”

1945年12月15日，麥克阿瑟發布了第448號令：禁止政教合一、廢除國家神道。作為“改制”成民間宗教法人的靖國神社，基於宗教自由與其他宗教享有同樣待遇，獲得了繼續經營的許可證。

但剛剛獲得許可證的靖國神社，馬上就開始張羅招魂陣亡者的合祀，Bunce等一幹辦事人員終於回過味來，原來日本人搞得還是老一套，於是GHQ立即對合祀做出限制，天皇和皇室不得出席，不得繼續使用皇室的菊花紋章。裕仁天皇非常自覺地表示不出席——這讓組織者很失望。

雖然，麥克阿瑟認為，那些指責他對日本人過於縱容的盟國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但靖國神社搞合祀的舉動還是引起了他的警覺，GHQ對靖國神社詳細的調查報告亦認為，雖然它已在經費來源等項上脫離了國家管理，但依然是個危險的所在。

禁止公開合祀的命令下達後，靖國神社的對策是合祀在私下繼續進行。

不過，腦子裏程序意識強烈的美國人雖認為靖國神社不能留下來，但靖國神社“改制”後屬文部省管轄，既已成宗教法人，就宜不直接廢除甚至幹脆直接拆遷，而是想辦法在程序上為難，令其自生自滅。

1946年11月，麥克阿瑟下令，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性質的神社，不同於傳統神道，故其占用的國有土地，不得直接轉讓給靖國神社。

GHQ這一釜底抽薪的政策，迫使橫井時常們琢磨靖國神社如何自給自足活下去，很快，原本莊嚴神聖的靖國神社門前搞成了娛樂一條街，買賣紀念品、祈願牌以及經營博物館和電影院之類成為捐贈外的一大收入來源。

60年後，靖國神社掛的祈願牌幾乎全是神靈保佑升學、健康、晉級、發財、朝鮮不發射導彈之類的內容，也許，這是橫井時常們當時並不真正希望看到的。

靖國神社小心翼翼看著盟軍臉色終於捱到了冷戰東西方對抗的重大轉機。朝鮮戰爭爆發使美國占領政策徹底改變，因為日本要成為在亞洲的共產主義“防波堤”。從憲法制訂、日皇的非神格化宣言、戰犯的審判，再到教育和傳播體系已能放心地對日本國民進行長期持續洗腦改造，日本完全朝著美國人希望的方向前進。

1951年9月，GHQ經研究後認為，若關閉靖國神社將導致與日本民意的衝突，因為日本民間為靖國神社發起了一撥又一撥的請願，遂同意國有土地轉讓給靖國神社。


甲級戰犯“公務死”天皇從此不參拜

1951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未參加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簽定，該條約第11條規定：日本承認遠東國際法庭以及其它同盟國國內法庭對戰爭罪犯的審判結果，日本政府無權對在日本國內服刑的戰犯赦免、減刑和假釋。

但條約生效三天後的1952年5月1日，法務部即頒布了國內關押戰犯的待遇改革措施，這項改革實際上使不少戰犯可以天天回家。同時，日本朝野掀起了大規模的戰犯赦免運動，日本律師聯合會發起的全國簽名運動竟征集到了4000萬人簽名。日本政府也向關押戰犯的同盟國提出了釋放請求。

另一項隨著主權恢復後的活動就是靖國神社的大規模合祀祭。因為在美軍占領監控下，靖國神社未便於統計二戰中大批死去應進入合祀的名單。

隨著占領結束，橫井時常命令用水泥糊上的那些浮雕，水泥又被重新敲掉。

1953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戰傷病者戰歿遺屬等援護法》，確立補償對象時，被處決的戰犯遺族與戰死者遺族同享國家以年金等形式的撫恤，這本屬無可厚非，但戰犯被處決被定為“公務死”（因公殉職），卻為戰犯最終進入靖國神社被合祀打開必然的通道。被處決的戰犯被定為“因公殉職”，自然死於監獄的戰犯亦屬“因公殉職”，最終一並被靖國神社合祀。

關於合祀，事實上，靖國神社並無所謂中國人理解的靈牌，小小的靖國神社也無法存放得下246萬個靈牌。所謂的靈位，是經過認定後，造冊存放在靖國神社最靠裏的一間名叫“靈璽簿奉安殿”的花名冊。

戰犯合祀問題隨著戰犯被迅速大批釋放而加速。1955年，日本議會通過了《戰犯釋放問題》決議案，先是全部甲級級戰犯被釋放，到了1958年，乙、丙級戰犯亦全部釋放，這些人多數迅速重新回到政界和商界。譬如1957年擔任首相的岸信介就是甲級戰犯。


既然戰犯可以當首相，如何就不能進靖國神社？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強烈要求先輩該進入神社享受祭奠的戰犯遺族，往往持有模糊而矛盾的雙重態度，一方面，這些人幾乎都對盟國審訊判決持否定態度，但另一方面又承認其負有日本戰敗或引起戰爭破壞之責，同時，又認為，即使有罪那也是因公行為。

《舊金山和約》雖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但在當時的大背景是冷戰，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統禦一切矛盾，日本國內這一輪浪潮自然未被當作國際焦點問題看待，而且，在日本國內，左右翼對抗的焦點亦集中在《日美安保條約》問題上。

1978年10月，14名甲級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終於使靖國神社成為國際焦點。但實際上，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始於1959年4月4日。第一批名單都是乙、丙級戰犯，此後，每隔一段時間，經“資格認定”後，就有一批新的戰犯夾在新增名錄中被合祀。

不過，因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有可能造成重大誤解”，影響到今後合祀的進行，因此日本厚生省和靖國神社未對外宣布。

“毅然決定”合祀14名甲級戰犯的，是當時靖國神社的權宮司松平永芳，當時除此14人外的幾乎所有戰犯都早已進入靖國神社。

令靖國神社方面始料未及的是，甲級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引起了天皇裕仁的不滿。聯合國軍占領終止後，天皇於1952年恢復參拜。不過，他不再身著軍裝，也不再年年參拜，到1975年，總計前往8次。但甲級戰犯被靖國神社合祀，天皇便終止了參拜，這一態度被延續到了今天的平成天皇。

不過，天皇很長時間隱忍不發，也一直未對停止參拜原因做出說明，在其病逝的前一年1988年，終於對身邊的宮內廳官員富田昭彥說：“自那以後我就沒有參拜，這就是我的意願。”

然而，天皇臨終前終於表明心跡的說法，直到2006年7月20日才被媒體披露出來，這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不能不說造成了巨大輿論壓力。


靖國神社是純粹的“民營”？

戰前“國有化”的靖國神社，歸陸軍和海軍共同管轄，權宮司亦由其任命。什麼人該進入靖國神社，程序上先由陸海軍進行“神格檢查”，後經天皇裁定，最後名冊交給靖國神社舉行合祀。

因此，對有資格被合祀的陣亡者和“因公殉職”者，靖國神社從來沒有專門機構進行的統計確認。事實上，這種大規模的統計工作，只有官方組織機構才能完成。

戰後，靖國神社迅速與國家脫鉤“民營化”，與舊有的軍方的統計聯系被切斷，但二戰中日本大批陣亡者和“公務死”須進入靖國神社合祀，這種統計確定工作，實際上由厚生省接替了軍方來完成。

當然，厚生省在程序與以往軍方直接遞送名冊完全不同，而是采取一種巧妙的政府為民間宗教法人提供咨詢服務的方式。

按靖國神社的慣例，戰場上戰死者無須遺族意願一律進入神社，厚生省撤退援護局對戰死者遺族撫恤發放名冊，就自動成為靖國神社統計戰爭陣亡者的名冊。厚生省的這部分工作，的確可認為是政府部門對社團法人的咨詢服務，陣亡者是否“擁有神格”與厚生省無關。而“公務死”則復雜些，往往需由遺族提出申請後進行核查認定，而何為“因公”，厚生省的認定標準援引的是“終戰前慣例”，即過去軍方的標準。所以，“擁有神格”的非陣亡者，實際上至少是厚生省參與了選擇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厚生省與靖國神社的往來是政府咨詢答疑的方式，但往來的文牘格式卻依循舊例。譬如，厚生省提供給靖國神社的名冊是專門的“祭神名票”，無論是普通陣亡士兵還是悄悄塞給靖國神社的戰犯，遞送的統統是“祭神名票”。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1945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在靖國神社進行最後的臨時大招魂的軍方儀式主持者人賀屋興宣大佐，在關押釋放後進入厚生省，職責上繼續與靖國神社對口。

推敲靖國神社“民營化”純度的另外一個案例是，1956年，厚生省曾向掌握陣亡者情報的各地方政府提出“協力合祀”的要求，經費由國家負擔。

靖國神社的“民營化”是聯合國軍占領日本期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產物，自然，靖國神社在生存無虞後，要求恢復“國有”的呼聲一直就有，上世紀七十年代達到頂點，1974年自民黨依仗席位優勢，強行在眾議院實施單獨表決，通過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但旋被參議院否決，此後這種以立法促“國有化”的嘗試基本消失。

今天，日本人早已習慣“改制”後的靖國神社，也習慣了平成天皇即位後從不出席靖國神社的例祭儀式。

某種程度上，今天“非國有化”的靖國神社，當年手下留情的美國人是可接受甚至是樂見的，但是，1964年病逝的麥克阿瑟絕對想不到，他死後沒幾年，那些戰犯全被送進了靖國神社，而日本政要為了顯示個性，時不時還要去參拜一下。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