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公務員因“禁令”考慮離職 認為過於一刀切

孤寂如雲

去年，從中央到地方各項規定、禁令不斷出台，2013年也因此被公務員稱為“禁令年”。近日，新京報就“中央禁令對公務員影響”，在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的北京、黑龍江、江蘇、福建、陜西等省份隨機抽取了100位公務員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全部受訪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對其影響很大，主要表現在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購物卡、煙酒之類的禮品，2013年後卻沒有收到任何禮品的受訪者占到了79%。有93位受訪者還表示“公務員不好當”。

和2012年相比，稱2013年收到的禮品在數量上沒有減少的受訪者僅8人，這還是因為他們當年剛入職，即碰到了“禁令年”。

此外受訪者中，表示工資外收入減少的公務員有92位，八成以上的公務員表示八項規定後，吃喝少了，以前部門經常出去吃飯，現在幾乎沒有。


受“禁令”影響 不分職務地域

在受訪者中，科級及以上的公務員占據近五成，不過統計結果顯示，禁令之下，這些身處“官位”的公務員，其收入和福利也和普通公務員受到了很大影響。

在受訪的18名處級公務員中，有2個人在2013年收了月餅和1000元的購物卡的禮品，其余均表示沒有任何禮品收入。此外，原本單位在過年過節會發的一些生活日用品福利，2013年也全部取消。

記者分析數據還發現，選取的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地區，禁令在執行上並未有地域之分，三個不同地區的公務員生活受到影響一致。數據顯示，96%的受訪公務員覺得禁令“真的嚴了”。

不過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受訪中有64名公務員覺得“油水多的部門收入也少了，自己也平衡了”。

此外調查發現，在東部發達地區，公務員同樣在沒有其他收入之後，工資待遇仍好過中西部地區，這和經濟發展水平一致。


超六成公務員 認為“禁令”一刀切

調查過程中，部分基層公務員認為，“禁令”過於一刀切，這個比例占據了65%。

有的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公務員認為，他們服務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基層，原本收入就不高，“禁令”中關於單位福利的規定，應是針對那些違法違規發放的財物，“但現在單位部分正常福利也受到影響，日子變得不好過了。”

他們認為，禁令應該更精細、切合實際一些，對於身居要位的官員則要嚴格限制，對於基層普通公務員，應提高福利待遇，“官員收入高、福利待遇也好，要適當調配，多考慮基層普通公務員”。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公務員就該“不好當”

對於公務員群體大呼“公務員不好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表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限制官員的特權是一必然行為。頻繁的禁令下，有助於社會從官本位到民本位轉變，公務員不好當也是應該的。

新京報：公務員都在喊“為官不易、公務員不好當”，對此你怎麼看？

胡星斗：所謂的做官應當是真正地做人民的公仆，應該受到全方位的監督，所以做官會越來越難。所謂“官不聊生”對於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都適用。也就是說官員會受到來自中紀委、反貪部門、媒體以及民眾的越來越多的、全方位的監督和壓力，也就不能和過去一樣了。

新京報：但不可否認的是，去年公務員報考人數仍十分巨大。

胡星斗：過去有一種說法，在中國做官是最威風、最自由的，所以大學生都要去考公務員，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大學生有青春、有才華，富有創新精神，他們應當到民營企業中去、走進社會基層。如果“公務員不好當”能改變大學生的走向，是一件大好事。

新京報：這些“禁令”的出現，會帶來哪些變化？

胡星斗：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官本位的國家，但是中國現在是轉型期，要改變這一狀況，這些“禁令”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有些官員一時還不能接受這種轉變，在我看來，這個轉型期就得讓公務員不好當。

新京報：有些公務員表示，受“禁令”影響他們考慮離職。

胡星斗：如果他們辭職走出官場，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就能夠增加社會的人才，也可以幫政府機關消腫，裁減冗員、裁減機構，使政府更精簡，更富有活力。

新京報：中央目前用規定禁令來約束公務員作風，你認為後期還有什麼動作嗎？

胡星斗：現在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整頓吏治最嚴的也是做得最好的時期。當然，未來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改善。現在的整頓吏治主要還是自上而下的，通過紀委、監察部門發條文等自上而下的監督。未來如果能夠配合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可能對於整頓吏治會有更好的效果。可以通過健全法令、制度完善、鼓勵舉報但是保護舉報人等途徑，以及財產公開、財政公開、鼓勵老百姓對浪費財政資金的情況進行舉報等去實現。


2013年，公務員遇到的那些禁令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改進作風八項規定。此後一年，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各項行為的“禁令”連續出台。

7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

9月3日 中紀委和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關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剎住中秋國慶期間公款送禮等不正之風的通知》

10月31日 中紀委《關於嚴禁公款購買印制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11月21日 中紀委《關於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

12月8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

12月27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務實節儉做好元旦春節期間有關工作的通知》

12月29日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領導幹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

去年一年，從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再到多部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各項行為的具體“禁令”，幾乎涵蓋了公務員們工作生活各個方面。

一些分屬各系統不同級別的公務員,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為官不易”，在失去隱性收入後，一些人甚至考慮離職轉型。不過也有公務員表示，受“禁令”影響應酬減少後，自己身體狀況要比以前健康，也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

同樣發出感慨的，還有那些常與公務員打交道的企業負責人，作為送禮的“主力”，在“禁令”之年，他們的送禮金額大幅下降。對他們而言，最大的希望，就是這些“禁令”能長期發揮作用。


“禁令”重壓下 調動變離職

張俊和陳芳是夫妻，兩人三年前同時考上公務員，在江西兩個不同的城市工作。

去年之前，夫妻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能調到同一個城市。隨著“禁令”而來的福利取消、隱性收入減少，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眼下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已經變成了：誰離職。

雖然長期無法團聚，但張俊還是對之前的生活感到滿意：他和陳芳都是端著“金飯碗”的公務員，各方面都比較穩定。收入方面，兩人的工資並不高，加起來每月約在8000元左右，不過所在的系統面對企業，多少有些“油水”來補貼生活。

張俊說，逢年過節，他和妻子都能收到購物卡和高檔煙酒等禮品，加上單位作為福利發放的一些日常用品，兩人日常生活開銷幾乎不用自己花錢。

去年，隨著中央一道接一道的禁令，張俊發現生活發生了徹底改變，所在單位的一些福利取消了，原本的隱性收入，也因為高壓政策不敢收了。“購物卡、煙酒都不敢收了。”張俊笑稱，2014年的掛歷都是自己掏錢買。兩個人的開支又徹底回到用工資卡結算上來，這讓兩口子一下子覺得自己“很窮”。

張俊說，這些年來自己一直在想辦法，解決和妻子分居兩地的問題，但公務員調工作對於沒有關系的他倆來說太難，加之現在“生活不易”，於是其中一個離職，到另一人所在的城市去的想法開始浮現。

陳芳說，兩個人準備要孩子，現在雙方都是公務員的日子，今後肯定不好過。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夫妻倆開始討論誰離職的問題。張俊糾結的是，他的發展前景更好一些，而妻子在省會，城市各方面設施又好過自己所在城市。

陳芳則認為男人不應把青春消耗在朝九晚五的日子裏，“他應該出去闖一闖。”

這個事情從最初的討論，演變成了兩人的口角。張俊也無奈，自己並沒指望通過當公務員發財，可原本平靜富足的生活也被打破，讓他覺得多少有些殘酷。


中秋遇“禁令” 月餅不敢收

小許2009年大學畢業後考上了福建某省直機關公務員，主要負責一些單位的考核。工作勤勉、肯幹，如今已是副科級幹部。因為工作關系，也成為一些單位的公關“目標”，小許說，沒有單位想落後，因此在考核時，他成為了被突破的對象。

“請客吃飯比較正常，然後是購物卡和一些煙。”小許說在2013年之前，他的主要業余時間就是應酬，而收的購物卡數額一般在300-500元，每年大約有10張，煙則是軟中華。

“看到好多公務員受到處理，中央是動真格的了。”小許說，他很快就推掉了一切應酬，送煙和購物卡的也幾乎沒有了，偶爾還有人送，也堅決不收。

去年中秋前，關於禁收月餅的禁令出台後，小許連月餅也不敢收了。往年過節，他會把別人送的東西拿些回家送親戚，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家人多少有些不解。“管得越來越細，看來以後公務員是越來越不好當了”。

“環境推著你走，不知不覺自己就被改變了。”小許說，以前大家都在收購物卡，自己不收可能就成為另類，現在“一刀切”，不用顧慮太多，拒絕也拒絕的心安理得。


少了應酬 多了心安

過去一年，小許生活也確實在發生著改變，過去一周有四天時間在外喝酒吃飯應酬，也因此喝出了酒精肝，“現在形勢變了，對方也知道，所以也不會做讓你為難的事情。”小許說，現在少了應酬，生活變得簡單許多，下了班約幾個朋友去打球，或者回家陪家人，此前喝壞的身體也慢慢恢復過來了。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浙江省台州市某機關單位的公務員小陳身上，“我的單位本來就是一個‘清水衙門’，往年也就年底收一兩張購物卡。”小陳說，過去的一年，他一張購物卡也沒收，“原本生活就簡單，現在就更簡單了。”

小陳認為一方面單位查得嚴，一方面自己不想“撞槍口上”。

“其實類似的禁令往年也有，但往往禁而不止。”在小陳看來，2013年不同往年，規定細致，且對違紀行為一直采取高壓態勢，不僅查處了許多公務員，甚至還點名道姓公開通報。“我可不想成為那個典型，還是好好工作吧，簡單就簡單點，起碼心安。”


官員朋友變得“陌生”

王麗是北京某商業銀行的一名負責對外公關的客戶經理，她過去一年的工作也因“禁令”，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因為職務關系，王麗每年都有拉存款的任務，她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資源，尤其是某大型國有企業，每年都帶給王麗固定的存款數額。

2013年之前，王麗每到節假日，都會去該大型國有企業和她對接業務的負責人家裏坐一坐，“每次都是送2000元的購物卡，一年大概送一萬吧。”

不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王麗接連吃了閉門羹，“原以為那麼久的交情，可以稱朋友了，但發現結果不是。”

王麗說，去年中秋國慶，她去送購物卡，但對方怎麼也不肯收了。隨著2014年的到來，王麗頓覺存款壓力很大，“元旦的時候又去了一次，結果對方說不要再送了，現在查得嚴。”

有同樣的反應不止一家，王麗發現此前的客戶也都以禁令為由拒收任何東西，“態度都變了，變得很陌生。”王麗說，現在擔心存款量能否完成。


企業送禮金額降一半

剛過去的這個元旦，老張給自己的企業算了去年送禮的賬，和2012年相比，送禮金額下降了一半。

老張14年前在福建創辦了一家服裝廠，和大多數辦企業的人一樣，老張每年都要在人情送禮上花去一大部分錢。按老張的話說，“這是不得不花的錢”。

2012年老張花在這方面的金額將近20萬，去年雖然也送出去10萬，但老張覺得“有降那就是好事”。

讓老張覺得變化的地方是，不再有以檢查為名來自己辦公室“坐坐喝茶的官員了”。以往遇到這種情況，老張一般要送出去兩三千的購物卡，此外每逢過節，他還要去相關單位“泡茶”，有時喝一壺茶都要花去近一萬元。

去年老張中秋去“泡茶”，送禮遭到了拒絕，老張擔心金額不夠對方不要，但後來發現企業也沒遇到什麼“問題”。

禁令帶來的開支節省的另一個表現是吃飯喝酒少了，去年，老張發現官員都不愛去吃喝了，老張說原本他隔十天半月都會主動打電話給他們，約出來“敘敘舊”，但去年一年，老張都沒約到人，“他們也說查得嚴了，就算了。”

老張驚喜這些禁令帶來的變化，和同行聊天，他也會說起這些禁令，希望“可以持續有效地發揮作用”。

（本版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聲音

不收禮更好辦事，必須依規辦，收了總覺得辦事被動。工作壓力也減小了，很少有各種領導特別關注的項目了。

——雲南昆明某單位科員

中央八項規定初衷和效果都是好的。但是，一刀切帶來的問題還是有，一些正常的辦公開支也被大量削減。比如，政府部門很多時候需要外聘一些工作人員，如巡邏隊等隊伍，逢年過節時連一頓飯都不能請他們吃，對這一部分編外的工作人員來說，就非常缺乏歸屬感。中國畢竟是人情社會，反腐倡廉是好的，但是有些時候太極端了，並不一定就好。

——四川成都成華區某副處級公務員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