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涉黑集團 周永康案性質生變

孤寂如雲

海南副省長冀文林、四川富商劉漢的被調查再度點燃了媒體對周永康的“熱情”。2月19日，《中國經營報》刊登《冀文林“歸案”“秘書幫”淪陷》，直接點名冀文林與“那位領導”（周永康）的密切關系；20日，新華社發布《國法如天 原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涉黑犯罪內幕揭秘》，直接點名“周濱”；21日，《人民日報》在第9版整版也連發三文，除了刊發新華社文章外，還刊發了一則評論《反腐打黑，除惡務盡》表示，“要徹底鏟除黑惡勢力，就必須嚴打‘保護傘’，嚴打各種腐敗。”官媒、黨媒的接連發聲，再度將整個中國社會對於周永康的關注烘托到高潮。

在周永康已成死老虎的今天，討論周是束手就擒還是負隅頑抗，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對於周永康事件的梳理，發展至今，更應該關註的是對全局的梳理和預判，通過此案觀察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思路，判斷中共未來的執政變化，分析此案在中國歷史、政治和法律上的意義，當然也包括對於政壇各方勢力此消彼長的揣測。當下現狀也表明，周案正如多維新聞此前分析的那樣，是一個以高層為核心，一批地方大員為幹將，紅頂商人圍繞四周的“集團”性質的案件。

尤其是官方對於劉漢的報道，更是掀開了這個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大案件的冰山一角。而對官媒報道中的蛛絲馬跡進行盤點、解讀，在接下來，可以對此案中的兩個關鍵點進行觀察，其一，劉漢涉黑，意味著周永康案件將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上的貪腐，官、商、黑社會，種種的身份角色和利益交叉或許會讓周案的定性繼續嚴重。其二，劉漢由湖北公安偵辦，湖北檢方起訴，在2013年1月份被調查的湖北政法委書記吳永文，作為周永康案中最神秘的落馬高官，在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周永康貪腐涉黑集團

冀文林、劉漢的接連落馬、被調查，讓很多大陸媒體已經按捺不住“刨根問底”的心情。新華社的“揭秘”文章，更是在很多北京觀察家和媒體從業人員眼中，有著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感覺。在新華社的文章中，稱劉漢一案並不簡單，而是在中共高層“堅強領導”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揮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聯手，“歷經10個月艱苦偵辦”，並透露“當地3名政法幹部”成為劉漢保護傘，“劉漢的關系網隨著經濟實力的擴張水漲船高，從最先起家的廣漢、德陽，輻射到綿陽、成都，乃至北京”。

“中共高層堅強領導”、“公安部直接指揮”、“政法幹部”、“關系網輻射至北京”······新華社這則報道顯然有些意猶未盡的意味，裏面透露的種種信息更是引起很多一直觀察周永康事件的觀察人士注意。而且這則報道中最後一句“隨著案件的進一步辦理，劉漢黑惡組織昔日與政商兩界逾越黨紀國法、進行種種勾連的內幕，或將一一揭開”更是顯得意味深長。

在多維新聞曾經的分析中，就曾透露中共高層正在斟酌，是否將周永康及其黨羽定性為“最大貪腐集團”。雖然高層仍在拿捏是否要在案情公布時使用“以周永康為首、建國以來最大的貪腐集團”這個定性，畢竟“集團”這個詞在中共的語境中有著極為特殊的含義，很容易讓人想起階級鬥爭年代的那些“反革命集團”，相比“窩案”，“集團”背後的政治意味更為濃厚，但是周案的嚴重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據悉，通過對案件的順藤摸瓜，逐步排查，調查部門發現周案所涉及官員級別之高，數量之大，覆蓋系統之多以及涉案金額之大令人瞠目，也使得對於整個案件的偵破時間不斷延長。雖然目前尚不知曉周永康貪腐的具體涉案金額，但是從已經落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蔣潔敏、李東生等人來看，這些曾經身居高位的官員幾乎已經可以認定都是周永康的黨羽，而他們與周永康之前的權錢交易、買官賣官、“黑金”往來也被消息人士稱為“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但是劉漢案件內情的流出，則更進一步地透露出一個可能性，在最終官方公布的對於周及其黨羽的案情中，將有極大的可能涉及黑社會。從而使得案情定性為“周永康貪腐涉黑集團”。


涉黑將使案件性質生變

所謂“貪腐”，正如前文所說，周永康與其曾經的下屬所進行的利益輸送，將遠遠超過此前落馬的所有腐敗官員，是一個“天文數字”。實際上在“貪腐”一詞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官商勾結”、“紅頂商人”的含義，劉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中國政治語境中，“紅頂商人”的含義即“官商”，即身兼“官員”和“商人”雙重角色。中共建政最有代表性的“紅頂商人”即被陳毅稱為“紅色資本家”、擔任過中國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卻有這樣一批商人，他們並非官員，也很少在公眾前現身，但是他們與中國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身處灰色地帶，通過與官員，甚至“太子黨”結合，形成“官商同盟”。利用官員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獲得利益，同時向官員輸送金錢，甚至成為某些人實現政治目的的“馬前卒”。這些商人雖然頭上沒有“紅頂”，但是他們與中國官場關系之密切，已經遠非榮毅仁當年所能比肩。因此，要對周永康“下手”，首先就要切斷他們的“血源”，拔“暗釘”，剪“裙邊”。這也可以理解為何在2013年大年初一大批四川富商被“帶走調查”。

所謂“涉黑”，則是由劉漢一案首先引起的。透過這起案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以周永康為核心，以周濱、李春城等人為主要心腹，以蔣潔敏等國企高管為重要資金來源，以劉漢為代表的富商為“馬仔”，進行黑社會活動。在這個脈絡中，從中央級別高官到最底層的黑社會打手，從高層權力運作到底層社會盤剝，官、商、黑社會織成了一張巨大的“黑網”。

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周永康一案涉及政治問題，但是即使有，在正式宣布消息時，中共也幾乎沒有可能將此事公布於眾，更有可能的還是經濟問題。可是根據中國法律和世界慣例，涉及經濟問題的官員幾乎不會被判處死刑。在近20年來，所有因為貪腐問題被判刑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官無一判死就是實證。但是如果一旦涉黑，問題性質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劉漢一案中，根據官方報道，不僅涉及9條人命，還涉嫌擁有大量“軍事武器”。這就意味著案件主謀將面臨“死刑，立即執行”的可能。如果在最終中共對周永康案的正式報道中，周不僅涉黑，也手上沾著“人命案”，那對他的判刑幅度將會增加很多。

至於“集團”，一提起“集團”就很容易讓人想起“反黨”，從而對其有了政治性的揣測。雖然如此，但正如前文所說，周永康一案所涉及官員級別之高，數量之大，覆蓋系統之多以及涉案金額之大令高層震驚，這種狀況曾經一度讓相關部門擔心是否要繼續調查下去。不過最終在習近平和王岐山反腐決心的強力推動下，對於周的調查得以繼續。因此，決策層也在審慎考慮是否有必要重提“集團”，強調此案的嚴重性，震懾官場。


關鍵人物吳永文

實際上，在今天海內外媒體對於周永康案長篇累牘的報道中，有一個關鍵人物似乎被遺忘掉，那就是原湖北政法委書記吳永文。吳永文在大陸坊間，被普遍認為是周“鐵桿中的鐵桿”，頗得周的好感。吳從2007年到2012年7月期間擔任湖北省政法委書記，正是周永康政法系統權力處於最頂峰時期。吳執掌湖北政法5年期間，以其“鐵腕治警”政策，受到周永康極大的賞識。除此之外，作為周永康集團中可能是報道最少的人物，吳的特殊之處還有三點。

首先，作為2013年第一位落馬的“副部級高官”，媒體對吳永文的報道少之又少，而官方也沒有披露有關此案的任何具體消息。在整個2013年的媒體對於落馬的副省部級高官的梳理中，吳永文都不在其列。僅新華社和《中國經營報》刊登過兩條短消息。當時《中國經營報》證實，2012年12月13日吳永文已經被帶往北京接受“組織審查”。新華社則“從多個消息源證實，2012年12月13日吳永文已經被帶往北京接受‘組織審查’。目前，中紀委和湖北省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正展開調查”。

這兩則報道就引起了第二個疑問，吳永文究竟是為何落馬，又為什麼要被異地審查。新華社稱吳永文是因為“事發情婦丈夫的舉報”，稱吳永文或涉生活腐化、買官賣官、挪用社保基金、違法辦案等多項問題。另有網民“楊鄭廣律師”發微博稱：“浙商樓恒偉在湖北慘遭暗算，不僅（數億）資產被扣押，還冤坐兩年九個月大獄······吳永文等人被指系幕後黑手。”

雖然按照中國慣例，副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如果被調查，需要“跨省異地”審理。但僅僅是因為“生活腐化、買官賣官、挪用社保基金、違法辦案”，就將犯事官員押往北京受審則是很罕見的舉動。即使官職高如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只是在天津受審；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在重慶受審，而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在寧波中院、蘇州原副市長姜人傑在南京中院受審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紀委監察部在今年年初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有31人，但在列舉已被移送司法和正在立案調查的案件中只提及22人。那另外9人是誰？其中又是否有吳永文？

若省部級高官被直接押往北京受審，背後一般涉及更高級別的官員。譬如，黑龍江省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北京受審前，曾檢舉了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和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韓桂芝案件又牽涉了已經落馬的前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猜測，吳永文是否涉及了更高層，而能比一個省常委還高的官員，則只有中央級別的高官。

第三個疑問就是吳永文與劉漢之間是何種關系。從目前來看，吳永文案似乎並不簡單，尤其與劉漢的案子還有一層千絲萬縷的聯系，是一層尚沒有捅破的窗戶紙。且不說吳永文、劉漢接受調查僅僅相差兩個月，而且在新華社的報道中，稱劉漢是“公安部直接指揮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聯手作戰”、亦是被湖北檢察機關起訴。吳永文、劉漢，及湖北三者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系，他們和周永康、周濱、李春城之間又互相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湖北、四川這兩個地方在周一案中又有何特殊性？都有待觀察。

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