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

孤寂如雲

白宮請願網站（2014年4月21日截圖）上台灣反服貿的請願（圖片：白宮網站）

張方遠

4月14日香港《亞洲周刊》報導稱，美方向民進黨施壓而使得台灣“反服貿運動”順利退場。很多人把這篇報導放大來看，將美方的施壓視為運動結束的唯一標準答案。事實上，在港媒報導出爐之前，台北政壇早就流傳著各式各樣關於美方對這次學運態度的說法。4月初台灣媒體便稱美方政學界對於民進黨的表現極為失望，認為民進黨利用這次的學運來收割政治上的利益。

兩岸關系不只是台灣海峽兩岸的關系而已，更是太平洋兩岸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在中美建構新型大國關系的互動過程中，台灣的角色便顯得更為詭譎。美國不同的政界、學界、智庫人士，對台灣在中美關系中所該扮演的角色莫衷一是，有的認為應該要與台灣維持更為緊密的關系，有的則認為台灣早已邊緣化。近來美國甚至有“棄台論”的聲音出現，也有學者撰文稱未來若美國保不了台灣，只能“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

美國人士對台灣角色的眾聲喧囂，當然也反映在對“反服貿運動”的態度上。在3月18日“反服貿運動”占領“立法院”之前，“台獨”組織“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在台北召開“《台灣關系法》35周年研討會”，2006年曾公開宣稱“台灣早已主權獨立”的美國學者譚慎格（John Tkacik Jr.）在會上表示：“ECFA及後續的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及區域整合不會有任何幫助”，“若思考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的政治意圖，可以發現服務貿易協議，將會是一個促使台灣並入中國的完美政治協議”。他更為露骨地說：“馬政府采取扈從戰略，而非積極主動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尤其，台灣朝向中國，形成外界的印象是第3次國共合作”，“台灣必須回答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未來20年，台灣到底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事事扈從中國的想法，還是台灣要強化獨立政治的現狀，這一點台灣要謹慎思考”。台灣有的評論者即認為，譚慎格是替美國向台灣傳達“反服貿”的指令。

美國眾議員Alan Grayson在美國時間4月14日致信給國務卿John Kerry，信中稱：“服貿可能是中國和台灣這兩個政治實體之間，更進一步的政治和經濟整合”，“這可能對台灣和美國都不利”，信中認為中國推動兩岸經濟整合的最終目的是要吞並台灣。但是，另一方面，美國政學界並不必然都是反對兩岸簽訂服貿協議的，例如台北美國商會認為，“反服貿”有可能使得台灣更倚賴大陸；美國在台協會（AIT）前理事主席蔔睿哲與前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也對這場運動表達“擔憂”的態度。

由此來看，美國政學界在難以衡量“反服貿運動”對兩岸關系的實際衝擊之下，對這場運動有不同的看法，其實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他們終極關心的，當然還是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不管是要施壓民進黨、王金平，還是要出手救國民黨馬英九，美國所關心的並非服貿到底過不過，而是不能讓運動傷害了美國在台海兩岸的利益。

那麼該如何理解美國對於這場運動的態度呢？美國的對外政策是極為現實的，無論是對中或對台政策都必須服膺於美國國家利益。戰後，美國在台海所推行的最高戰略原則就是“以台制中”，台灣執政當局為維護偏安一隅的統治正當性，自甘淪為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棋子，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思想都高度附庸於美國的情形之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的台灣，卻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在解嚴之後，特別是1996年“總統直選”，台灣宣稱“台灣人當家作主”，但直到今天，只要適逢“總統大選”，不分藍綠哪個候選人都得在選前來趟訪美行程——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輸誠”，誰能獲得美方較高認同，就能獲得台灣選民較多的支持。

在“以台制中”的最高戰略原則之下，美國會依不同的情勢靈活調整對台政策，慣常采用的就是兩面手法——既不得罪大陸，也得同時拉攏台灣。為維持表面上與大陸的友好關系，美國官方至今聲稱堅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國內法”的形式制定《台灣關系法》，與台灣維持“準官方”的緊密關系，持續高額對台軍售。美國對兩岸的兩面手法，就是避免其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所以當陳水扁執政末期大膽走向“台獨”路線、激化兩岸衝突緊張之後，2008年“總統大選”美國就把關愛的眼神望向國民黨，促成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

盡管這次“反服貿運動”裏的“美國因素”不能被簡單忽略，但若將之理解為美國在背後所推動的“顏色革命”或是“台灣之春”，卻又顯得言過其實。兩岸之間“維持現狀”最大的得利者就是美國，馬英九的兩岸“三不”政策（不統、不獨、不武）其中“不統”與“不獨”正是美國所希望的路線。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至今只停留在“只經不政”的階段，對於敏感的政治議題仍裹足不前，美國一方面當然希望兩岸關系能和平發展，但必須慎重監督台灣政府不可以逾越政治接觸的那一條紅線。美方如此的態度，必然反映在這次服貿的爭議上，美國既希望兩岸加強經貿往來，卻不希望台灣因此與大陸走得更近，因此對於“反服貿運動”表現得模棱兩可——既不希望這場運動嚴重傷害兩岸經貿往來，也期待這場運動能為兩岸的緊密關系踩一下煞車。

這場看似“反體制”的“反服貿運動”，回過頭來看，其實是長年以來台灣“親美反共”社會結構所結晶出來的產物，搭配上服貿協議這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基礎，使得這場運動看起來“風起雲湧”。運動的學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過程中不只綁架了民進黨，也希望通過各種管道、各種力量把美國力量卷進這場他們所自認為的“顏色革命”政治漩渦之中。

運動開始之初，許多台灣人就熱衷上美國白宮請願網站《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連署，希望美國政府能夠介入服貿爭議。事實上，一有事就想找美國出面的行動模式在台灣已經形成一套制式反應，例如去年（2013年）5月台灣漁民遭到菲律賓公務船槍殺，在得不到菲國的善意回應之下，台灣社會節節升高的憤怒民意就湧向了白宮網站《我們人民》，這則請願稱美國應該提供台灣援助，因為“失去台灣將牽動美國在亞太的布局，特別是對於日本和中國的影響力”；也有台灣的“立法委員”以“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憤怒”為由，召民眾參加響應。《我們人民》這個奧巴馬的選戰工具，並沒有實質的作用，甚至有中國網友要求美國“仲裁”豆花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還有網友要求美國與澳洲合並為“Ameristralia”，吊詭的是卻成為了台灣人所信賴的上訪管道。

除了向白宮請願之外，台灣網友也集資購買美國《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向美國社會訴求：“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學生······和平且理性，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呼籲美國民眾“請與我們一起見證黎明的到來”。也有台灣網友因為運動得到美國茶黨（Tea Party Patriots）的支持而相當振奮，主動表示願意充當與這個極右翼政黨之間的聯絡人，稱此舉“讓美國更多人看見台灣這次抗議行動的不凡，足以作為全世界民主的表率”！此外，今年3月14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召開一場“美台關系聽證會”，主要是為了“紀念”《台灣關系法》35周年，這場公聽會的視頻在台灣的社群網站上大量被轉載，許多台灣人看了這段視頻而被深深感動——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人竟如此關心台灣。4月10日運動從“立法院”退場之前，幾個參與這場運動的團體特別前往美國在台協會遞信陳情，“希望美方不要忽視馬‘總統’近日來違反人權與非民主的行為”。當然，運動領導學生飛赴美國本土，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直接以英語向美方匯報、爭取支持，這也是必要的步驟。

任何一場運動內部都有差異性與一致性，每個上街的青年也都有他們被觸動的理由，從而匯聚成這場規模並不小的抗議運動。但如果只看到這場運動的多元性，而忽略了更深層的、結構性的動因，恐怕會誤判這場運動的性質。“親美反共”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的一體兩面，沒辦法剝離任何一個面向，反映在這場運動亦復如此。這場運動的主體是青年學生，有人便認為這是台灣社會新興力量告別舊世代華麗且莊嚴的政治宣告，但這或許是過於樂觀的觀察。

不過，這場運動還是可以從世代的角度來觀察。新世代其實繼承了舊世代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反過頭來認為舊世代不夠親美、不夠反共。這場運動一方面“寄希望於美國”，另一方面最後又回到藍綠格局（因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出手而得以退場）之下，那句在運動中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現在聽來格外諷刺。

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2000年曾如此評論自己所生所長的這塊土地：“今日在台灣的進步圈中，卻明顯地缺乏反對和批判美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認識。他們對於反帝、民族解放的課題表現得漠不關心，他們說民族主義狹隘、保守，他們吝於討論反對台灣獨立，他們憚於主張民族的民主與自主統一。”時間過了14年，台灣社會的性格又改變了多少？通過這場“激動人心”的“反服貿運動”之後又進步了多少？

台灣人的性格交雜著現實與務實，但經歷了日本作家尾崎秀樹所謂台灣的“喪失祖國”與“白癡化”之後，台灣人的性格還多了一廂情願：“美國是台灣最堅強的盟友”。屬於台灣人民真正的利益，只能被迫讓位到美國國家利益之後。這個信念將一代代在這個島上傳承下去，無論未來是否成為TPP這只“巨大貪婪的貿易怪獸”的一部分，根植在台灣泥土裏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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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灣時評人，編有《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

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