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希臘賴債打垮借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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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個「借」字。之所以搞到今天給債權國追債追到走投無路，就是由於整個國家領導層明知國庫空虛，還是不事開源節流，以為可靠借貸混日子。可是終於「借」出禍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立的目的，本來就是以提供貸款予破產國家，讓其有機會整頓財務，然後可以恢復收支平衡運作；可惜，IMF的想法和辦法落在希臘身上，是行不通的。

歐盟之所以捱義氣長期貸款予希臘政府，是以為可以運用債權人的權利，迫使希臘政府痛定思痛，致力推行緊縮政策，求取收支平衡；可是事實證明，這套所謂「債權人」的法律權力，對一個國家來說，並不管用。

歐盟債主已不止一次向希臘追債，好言好語也已說盡，希臘政府就是聽不入耳。一個政府企圖把赤字縮減下去，出師未捷已經倒台；另一個上台，依然基於緊縮政策不能討好國民，不得不匆匆走過場。最後，到現任總理齊普拉斯上台，他鐵起心腸，寧可開罪債權人，也不敢面對國民何以債台高築的問題。

靠罵債主 得以上台

其實，齊普拉斯叫全體國民公投拒絕債權人提出的撙節理財方案的原因，正是由於他與其政黨不是憑藉什麼好的理財辦法上台，而是只把債權人罵成絕情絕義的剝削者而得以當選。言下之意，他一旦上台，便可以革命的姿態擺脫債權人追債，但他這套對IMF和歐盟不管用，於是在計窮之下，使出公投表決一招，以希臘全民表決向債權人說「不」。

不錯，果如齊普拉斯所料，希臘公投的結果是向債主說「不」，對於這位年少氣盛的總理來說，確實打了一場痛快的仗。可是接下來的困境，他有沒有解套的辦法？

如果就「債主」與「債仔」的權責問題去看，希臘此役全民公投的殺傷力，不但對希臘影響巨大，對今後全球盛行的借貸制度更是面臨信任破產。

希臘今次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推卸欠債還錢的責任，無疑會令這個國家的借貸信譽完全破產，今後不會再有國家敢把金錢借予希臘；IMF的債權人權威也因此役受到動搖，因為希臘根本不在乎到期還債這回事。

如果今天IMF仍然無法與希臘政府找到解決債務的辦法，那希債即成IMF的爛債，IMF的權威也將掃地，其賴以運作的制度也會受到動搖。

經濟機制 面臨解體

對歐盟而言，如果公投後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案善後，把希臘趕出歐盟事小，其他像希臘那樣不善理財而又開銷無度、負債纍纍的國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會不會因為債仔賴債的恐慌情緒而提前爆發危機，已不在話下。也許，失去三五個成員國而能把歐盟「修理」為健全的組織，那未嘗不是好事一樁。

可是希臘的公投賴債事件，無疑已然衝擊到全球的借貸制度，而且問題之嚴重，已威脅到經濟面臨機制解體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

不是嗎？現代的經濟機制為要不斷擴大消費能力，由凱恩斯想到的增加廣大工人收入以擴大他們的消費能力，從而由更大的消費增加更大的供應，於是在亞當斯密的「供求定律」的槓桿原理下不斷作出經濟增長，於是國民總所得（GDP）也就扶搖直上。

所謂先進經濟國的經濟增長，無不靠政府制定的工資增長政策推高，而政府是由民選機制讓政黨爭取更多選票上台執政；如此，每到四或五年讓人民以手中選票促使政黨用盡辦法，以更多的利好政綱作為執政承諾，於是一輪又一輪的選舉，不斷向選民提供更高的收入承諾，正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不斷期望更好生活的選民，也就高企難下，到了經濟手段想無可想之時，最後竟想出借貸辦法——容許任何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者向銀行借貸。個人如此、政府如此，於是各種國債公債由國家作擔保在全世界發行；於是，個人用盡儲蓄，便用借貸，國家也然，用盡儲備，便使用公債得來的錢。

美國倒下 沒人能救

如此這般，人人國國開始進入「消費未來錢」的時代，以先進強大無比的美國來說，其人民滿身是債，國家負債更可怕，其中有個估計，美國已負債高達64萬億美元，單是向中國售出的公債便已達1.3萬億美元之巨。

如果從2008年金融海嘯看，由房貸泡沫化波及金融全面垮倒的程度，竟可以把平日看似資金雄厚的大銀行大企業一下子拖垮到破產境地，那怎麼去救？以錢救錢嗎？負資產高達50至60萬億，全球沒一個國家擁有拯救美國的能力，於是想出一個救「信心」（Confidence）的辦法，由美國財長叫大銀行大管家前去白宮開會，要銀行向政府借錢，藉以向全球表示銀行有政府全力支持，倒不了的，政府還有能力借錢予銀行，說明代表美國的政府也倒不了，因此讓全民恢復對銀行的信心，再由銀行上升到對國家的信心，全球的美國債主也就只好相信，因為不相信又有什麼辦法，眼見美國已大到不能倒閉的程度（否則全球都要垮倒），也只好走着瞧。

顯然，像美國和希臘這樣全民借債增加消費的國家有一個共通點：政府不斷討好選民而不斷鼓勵消費，以致吃到國家債台高築。為什麼政府不敢實行財政緊縮？因為誰主張緊縮，誰便沒可能得到選民支持而執政，只有鼓勵增加收入增加消費才能當選。這種情況幾乎發生在每個自由競選的民主國家。

因此，希臘這一案例一旦爆發，所有債台高築的民主國家也會陷入賴債的信用危機，如果最終拿希臘沒法子，即使最終IMF和歐盟與希臘達成一個有還有借的危機暫緩辦法，也都不是釜底抽薪之計，只要民選決定政府起落，便沒人敢推緊縮財政政策，以公投賴債的「希臘賴債模式」，便會不脛而走。只要想到這一點，便足以威脅行之有年、全球慣見的借貸制度。

星洲經驗 香港借鑑

本來，個人或公司爛賬已是銀行的噩夢，像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便因為公司破產而拖累拖垮銀行，連帶拖累國家信貸，給本區帶來一大教訓，也給世界一大警號。這不過還只是公司破產所造成的信貸危機，IMF好歹修修補補，也能勉強捱得過去。現在給債務拖垮的國家，而且又是民選政府的國家，甚至敢用全民公投賴債的國家，IMF和歐盟遇上這一個局面，面對的便不只是個別債仔的問題，而是面對很有代表性的借貸制度的危機問題了。

更糟的是，今次賴債是來自一個民主國家，她以民主手段賴債，是民主制度生病了嗎？如果不是，那便先要問問，民主國家能否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紓解不斷惡化的赤字？還有，借貸行為早已成為全球經濟學用以提高增長的「鴉片」，能不能戒掉這個毒癮？這一切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香港作為一個世界金融中心，在這裏流動的資金有如潮退潮漲，前來炒股炒貨幣炒地產多如過江之鯽，自港英政府以還，早已把借貸用作炒股炒外幣炒物業的制度根深柢固，單是房地產借貸多達六成、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均是來自銀行或財務公司。這個問題不風吹草動則已，一旦疾風來掃，慘況難以想像。

在找不到其他替代借貸用以消費的經濟學理論之前，可行的辦法是不妨借鑑新加坡的全民強迫儲蓄計劃的「中央儲蓄金」，加上政府處心積慮建立能賺錢的國有企業，便把一個富裕的國家打造出來。新加坡政府能做到人民繳付的所得稅只有15%，卻可以得到超過40%的回報（民主先進西方國家所能做到的是，政府抽多少稅便用多少開支回報人民），為什麼？因為政府懂得賺錢，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應及早觀摩新加坡政府的賺錢之道，否則沒有遠慮，必有近憂。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