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考核中的“引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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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一般的中下級官員面見皇帝，需要有高級官員的引領。這種中下級官員由王公大臣引領覲見皇帝的形式，稱為“引見”。

清代的引見制包括官員入仕選拔、升遷調補、降革處罰等，成為皇帝加強皇權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

清代對官員的考核分為京察和大計，分別對京官和外官進行。考核結束后，將京察一等、大計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員引見給皇帝。引見地點一般在紫禁城的乾清宮或養心殿，皇帝駐蹕圓明園或西苑時，在勤政殿引見﹔巡幸各地時，在行宮引見﹔如遇重大祭祀活動，則在齋宮引見。

文官和武官分別引見。文官引見由吏部尚書、侍郎帶領。引見之日，吏部衙門的司員、書吏將引見官員排班，一次引見五六人，班首、班尾各有司員一人為領班和押尾。引見時呈遞綠頭簽（亦稱綠頭牌），牌上書寫引見人姓名、履歷以供皇帝閱看。如果引見官員是地方推薦、送部引見，還要將督撫出具的考語也填在綠頭簽上。除綠頭簽外，皇帝手中還有引見人寫的履歷折子，以便參閱。

文官引見時，皇帝升御座，吏部尚書、侍郎跪於御座一側，將綠頭簽和引見單呈遞皇帝。引見官員按班次順序入殿，奏報履歷，然后皇帝與之交談。交談內容十分廣泛，除了公務，有時也敘家常。通過引見談話，皇帝觀察官員的身材相貌、言談舉止、人品德行，並用朱筆把評語、升遷降革意見寫在引見文書上。皇帝的決定並不當場宣布，只是將綠頭牌發給本人，令其退場。之后，皇帝會向主管堂官說明自己的意見，主管堂官據此撰寫奏折，待批准后向引見官員宣布。之后官員們常被第二次引見，聆聽皇帝訓飭，然后離京。

武官引見時，由兵部尚書、侍郎帶領。引見前，先在東安門外考試徒步射箭與馬上射箭，稱為“堂考”，獲得前三等評語“好”、“中平”、“平常”的武官方可引見，獲得第四等評語“劣”的會受處分，失去引見機會。為體現朝廷重視武備的精神，引見時，武官均要執弓，如遇皇帝閱射，得射完五箭再跪奏姓名。其他規制與引見文官大致相同。

引見制確立以來，受到歷代清帝的高度重視，成為一項重要的日常事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共收錄文武官員履歷55883件，其中康、雍兩朝有8773件，乾隆朝有23126件，嘉慶朝6683件，引見制度執行程度可見一斑。其中雍正帝尤為認真，引見單中留下大量朱批，有的朱批比引見單上的字還多。康熙帝的朱批不多，乾隆帝也寫了一些，其后的引見履歷單基本未見朱批。晚清由於慈禧太后“垂帘聽政”獨攬大權，皇帝有名無實，引見活動大為減少，這項制度也漸成具文。

引見制有利於發現和選拔人才，整飭吏治，在官員任免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引見制在清代官員任免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皇帝看來，“用人之柄，操之於朕，而察吏之責，不得不委之督撫”（乾隆帝語），但對於察吏的最終決定權，皇帝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這也是引見制實行的根本原因。清代對官員的考核雖然由六部長官及各地督撫實際操作，但他們並無最終決定權。京察、大計之后實行引見制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大臣行使察吏權力進行監察。對被引見的官員，皇帝並不會完全採納六部長官或督撫的建議，經常有官員被從“一等”或“卓異”中剔除。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乾隆帝在召見原甘肅階州知州顏培天時，發現原陝甘總督福康安在任內舉行大計時，明知犯錯，卻不據實陳奏，最終將福康安交部議處。

一方面，引見制有利於皇帝發現和選拔人才。通過引見時的交談，皇帝對官員可以有大致的了解，特別是經過多次引見，可以更准確地發現人才，是直接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手段。如乾隆元年（1736）大計，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被山西巡撫羅石麟舉為卓異，得以引見，而乾隆帝隻評價其“中平”。乾隆十六年，郭一裕再次被引見，乾隆帝評價“人似有出息，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郭一裕則受到重用，升為雲南巡撫。

另一方面，引見制有利於整飭吏治。清代官吏徇私妄舉的現象屢見不鮮，而一些高官顯貴又不能主持公道。通過引見，皇帝可以考察他們是否能秉公甄選、是否有姑息從事的情況。如乾隆十二年，大學士張廷玉保薦京察一等吳紱等三人，在引見時被皇帝看出有徇私行為，張廷玉因此被降二級處分。

引見制無法全面考察官員的優劣，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於考察方式單一，僅憑身材相貌、一面之詞及一時的行為舉止選拔官員，引見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引見制無法全面考察官員的優劣。由於引見時，皇帝和官員的接觸時間短暫，並且官員人數眾多，隻能從外表得到某些片面的認識，很難評判官員優劣。乾隆四十六年（1781），發生了轟動全國的“甘肅冒賑案”。案中關鍵人物甘肅布政使王亶望，此前曾多次被引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引見時，乾隆帝評價“此人竟有出息，好的。”乾隆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見，乾隆朱批“竟好，王師（姓王名師，曾任江蘇巡撫）之子，將來有出息。”可見王亶望給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冒賑案發，証明乾隆帝作出的判斷其實是錯誤的。

其二，引見帶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皇帝只是通過與被引見者的簡短交談，便對先前的評價進行肯定或否定，並對引見者作出最終評價，隨意性很大。因此，一個考語優秀的官員，其仕途很可能毀於一次糟糕的談話或其貌不揚的外表。很多情況下，皇帝自己也知道難以在很短時間內作出准確判斷，雍正帝朱批中就有不少“似”、“不似”、“難定”之類的詞語，充分反映了皇帝的矛盾心理。如他說牟錝元“似老實又不似老實，難定”，方顯“老實，中材，似婆婆媽媽的，好人”，殷邦翰“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壞人”。

另外，雖然引見制本身對整飭吏治是有利的，但同樣容易產生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等情形。有引見權力的官員一面千方百計為自己親友追名逐利，力爭引見，同時也為賄賂請托營造機會。嘉道以后，為引見而行賄的現象日益突出。如道光十八年（1838），兵部尚書奕顥在揀選佐領時，公開徇私受托。后來甚至出現了官員在引見前必須交納引見費的現象。

總之，引見制成為清代加強皇權的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皇帝發現人才，因材施用，體察民情，但也有著以貌取人，主觀隨意等諸多局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 孔祥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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