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末期的“南方系”編輯部的那些事

近水樓臺

        當你瀏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躲過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等控制的平面或網絡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麽問題！？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1]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一個所謂“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敘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說過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爾巴喬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就此開始了。”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分子精英的代表。”[2]戈爾巴喬夫不知所雲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媒體。它們逐漸地構成了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信息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信息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於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劃行事的。多元論的表象，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沈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3]“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汙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4]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5]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盡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6]。“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於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爾巴喬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7]值得指出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比如《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名作”《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奔向了那個曾經讓他極度“仇恨”的國家。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麽。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盡管作為當時蘇共的高級領導人、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葉·利加喬夫已然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汙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8]——但他在蘇共十九大上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它讓人不禁聯想起斯大林鎮壓時期所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9]——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10]而“你錯了”和“我不能放棄原則”則作為對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插曲Ⅰ：科羅季奇的“想當年”  
     以下是科羅季奇同誌向讀者們介紹勃列日涅夫同誌新近出版的“回憶錄”：  
  
     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的 《回憶錄》是一本非常非常及時的書。它初版之際恰逢蘇維埃國家遭受非難狂瀾的襲擊，反動勢力——它至今仍對我們進行的十月革命耿耿於懷——也詆毀、貶低革命成果，就在這時 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這部擊中時弊的寶書出版了，它一舉便風靡全世界！        
      ……在我們的寫字臺上就放著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的那本震動世界的精心之作。它適合我們也適合你們的口味，難怪全世界的人對它垂青。[11]  
     
                          3  
  
    俄羅斯學者對“民主派”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致的技術分析，特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爾巴喬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註）。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  
     “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  
     “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泛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汙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系法。......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布明顯的虛假信息，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爾巴喬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頑固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註）[12]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春秋大法》們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顯然水平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13]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近水樓臺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復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於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斯大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   
    戰。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   
    英雄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因為“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於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炙手可熱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註）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占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占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系。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註）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道，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斯大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麽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實在是再熟悉不過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現在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敘述中，狼牙山、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註）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布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占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斯大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14]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為“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來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註）撲向其中一個有白發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發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連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謂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也遭受到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最終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1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誌們偽造的......”[1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相信也無須多言了。就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復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斯大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征,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斯大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斯大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17]雖然“非斯化”運動在斯大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象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黨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爾巴喬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斯大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文件，“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斯大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斯大林是一位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斯大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18]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餓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斯大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字操縱的對象：“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沈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穆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數據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19]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斯大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減：“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的數據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20]即使是激烈批判斯大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21]。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斯大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麽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象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征”。[22]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響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帕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斯大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制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余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斯大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帕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23]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帕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斯大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帕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註）一樣無所顧忌。庫羅帕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道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24]  
    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盡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卻總是能淹沒真相：因為制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於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斯大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麽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斯大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斯大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斯大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25]“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熒光屏上斯大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26]（筆者想在此插入一件事情:2009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嘆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是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誌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斯大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看著斯大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斯大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曉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曉夫的高潮戲。赫魯曉夫先是斯大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斯大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裏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帕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斯大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斯大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梁，它象征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27]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斯大林化，必然要借助於列寧的威名。在體制內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列寧都是戰無不勝的歷史證人，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曉夫提出“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也曾自詡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地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對象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幸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於梅毒。”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裏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沖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汙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墻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註）——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象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28]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平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斯大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誌”可以看作是他的一個小號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斯大林傳記中指責斯大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果不其然，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便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麽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麽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29]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汙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30]“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31]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爾巴喬夫——本文作者註）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32]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麽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如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復雜問題。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早在斯大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家夥，是個狡猾的鉆營之徒。他用自己骯臟的爪子牢牢吸在斯大林同誌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斯大林同誌......我們大家都尊重斯大林同誌。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斯大林既不能看文件，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鉆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赫魯曉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誌。“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黨的領導層的家夥——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33]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掩蓋了確實存在過的反斯大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臺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采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註）。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采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34]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布赫魯曉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套話構成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曉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斯大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象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面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布，沒有什麽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麽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35]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徹底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麽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可以看做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近水樓臺

                  “不能這樣活！！！”  
  
    一圖勝千言。  
    沒錯，在最後的時刻，大名鼎鼎的“視覺專家”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魯欣歷史性的登場了。他在1990年振聾發聵地大喝一聲：“不能這樣活！！！”以其“雄辯”的影象向蘇聯觀眾展示了一幅關於自己祖國的悲慘畫卷。戈沃魯欣用他那“誠實”的“眼睛”告訴蘇聯人民，他（她）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制度道德淪喪、貪腐橫行、墮落不堪，整個蘇聯完全被灰蒙蒙的絕望之雲所籠罩；而與之相反，伴隨著輕快搖曳的爵士樂，一個金光燦燦的美國則豁然出現在蘇聯觀眾的眼前。於是乎，萬人空巷，舉國震動。如果說漫天提前報喪的文字還不夠給力的話，那這“真實”的影象則最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這個“真理”：蘇聯再也“不能這樣活”了！  
      
   ※插曲Ⅱ：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魯欣的“現如今”  
   以下是在1991年蘇聯全民公決 ——關於是否保留蘇聯——二十周年之際，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魯欣接受俄羅斯《權力》周刊的主題采訪時所作的回答：  
  
    不記得當時是如何投票的，但現在我會肯定地回答“是”。蘇聯瓦解堪稱20世紀最大災難。我相信，如果今天舉行這種公投，贊成蘇聯存在的人數會多出一倍。[36]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37]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大致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到神秘的“零城”出差時所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  
    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征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38]而主人公拉瓦金則逃上了孤舟，在一片廢然之靜中，聽憑自己的命運飄向不可知的黑暗深處。  
  
  
  
[1]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1996年。  
[2]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2004年。  
[3]В·利西奇金、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4]謝·卡拉—穆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5]利西奇金、謝列平上引書，p239。  
[6]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沈浮錄》，p2，東方出版社，1995年。  
[7]利西奇金、謝列平上引書，p229。  
[8]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9]上引書，P122。  
[10]利西奇金、謝列平上引書，p238。  
[11]謝爾蓋·謝曼諾夫《勃列日涅夫傳》，p271，東方出版社，2010年。  
[12]利西奇金、謝列平上引書，p43～44。  
[13]上引書，p39。  
[14]上引書，p271～273。  
[15]上引書，p274～275  
[16]上引書，p276  
[17]Ю·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2006年。  
[18]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  
[19]謝·卡拉—穆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20]上引書，P549。  
[21]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  
[22]卡拉—穆爾紮上引書，p549。  
[23]“庫羅帕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利西奇金、謝列平上引書,p267。  
[24]上引書，p267。  
[25]上引書，p266。  
[26]上引書，p243。  
[27]上引書，p169。  
[28]上引書，p268～269。   
[29]上引書，p270。  
[30]上引書，p277。  
[31]上引書，p308。  
[32]上引書，p283。  
[33]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2009年。  
[34]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2004年。  
[35]上引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書，p64。  
[36]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4919。至於戈沃魯欣說自己忘記了“當時是如何投票的”，我對此略表懷疑。  
[37]莫斯科電影制片廠，1988年。  
[38]卡拉—穆爾紮上引書，p720。